第二十二章（3 / 6）
再下一天，“公民团”又出花样了。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门出发游行，手里持着白布旗帜，上面写的是“财政无办法”“速即退位让贤”“总统不管市民”“百姓饿，总统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号喊到东厂胡同，要见大总统。
黎元洪当然不见，派人去找警察总监、卫戍司令，相应不理。“公民团”包围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难赴援的“义士”。一个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当过云南副都督、陕西省省长。张绍曾组阁，他经黎元洪推荐，出掌农商，在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为了感激义气，特地到东厂胡同，与“举主”来共患难。
再两个是由于黎元洪办中美实业公司结识的美国朋友，一个叫福开森，一个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请为顾问。那时军政要人请洋人做顾问、做教习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担任的职务，在宾主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即是负有“保护”的任务。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难状态，福开森与辛博森，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赶到东厂胡同，来跟他做伴的义务。
及至请王怀庆不来，打电报给曹锟、吴佩孚，又置之不理。到这时候才知道，非出奇计，不能脱困保位。
当然，最要紧的是自己站稳脚步。李根源想出来一句口号：“元洪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是表示，对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势，决不屈服。饶汉祥最喜欢学时髦，讲国际公法，以前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语，对这“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为欣赏。
在曹锟这方面，自然也要为他开一条路，间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颜惠庆组阁，并将政权交给新内阁暂摄。黎元洪根据李根源的意见，提出答复：“提名颜惠庆组阁，可以考虑；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保派一想，这也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于是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国会解决政权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国会已讨论过好几次，由于解释不一，聚讼纷纭，而又有一派主张先修宪、后讨论总统选举，无形中延搁现任大总统的任期，为黎元洪所欢迎，以致所谓任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旧事重提，必得先费手脚，在召开院会的法定手续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认为缓不济急，要求尽可能以最快的办法解决。
最快的办法是由黎元洪自己发动，议长便可根据咨文，发布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保派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如何成立能让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议案，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
两王得到这个保证，便联袂去访饶汉祥，要他拟一个咨催国会解释任期的稿子，拿给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饶汉祥拒绝了。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大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则没有答复，或则退回。如今为了要逼大总统下台，打算草率成议，这种暴力胁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这个稿。哪怕大总统交代下来，我宁可辞职不干，也要坚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动下的原则。”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有所言，亦只是轻声细语的三两句话。及至吃过主菜白汁鳟鱼，黎元洪开口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阁虚悬，”他看着右首的颜惠庆说，“曹仲珊那面希望颜骏人兄出来，我非常欢迎；关于副署的问题——”
“副署不成问题。”颜惠庆抢着说道，“不过，我实在无法担任，原因不必细说，大总统一定能谅解的。”
保派提名颜惠庆，是打算着让他来摄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既不肯交权，颜惠庆便不肯贸然“承乏”。这个难言之隐，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转移目标了。
“少川兄，”黎元洪说，“英年俊发，一定肯来担当的！”
“不敢，不敢！”顾维钧指着孙宝琦说，“孙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孙慕老才弹压得住。”
“慕老，”黎元洪转脸问说，“如何？”
孙宝琦摇一摇手，打着杭州乡话说：“没弄头、没弄头！”
“没弄头”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坚决，黎元洪没有勇气劝驾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决？”黎元洪说，“我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没有问题，可是不愿做徐东海第二，让人糊里糊涂撵走。我是依法而来，还得依法而去。”
对于黎元洪的牢骚，所得的反应，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汤漪看不过去，起而发言，认为国会应对大总统的任期做出明确的解决。目前“公民团”及军警索薪团的行动，国会应该出面干预。他说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释，谁知站不起来，低头一看，才发觉纺绸大褂的下摆，为邻座的吴景濂压在双股之下，显然，是有意劝阻他说话的表示。
一场盛宴，在萧索的气氛中结束，两瓶香槟，原封不动。等客人告辞，黎元洪又召集智囊会议，决定了一个大原则，人可以走，权不能变。李根源的态度更为激昂，主张展开反击，方法是“开搅”。但以主张观望的人占多数，便决定再看一看，局势可有好转的迹象。
而迹象是反面的，包围的“公民”更多、更嚣张。冯玉祥、王怀庆提出辞呈。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冯、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陆军第十一师——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全体宣布辞职。
见此光景，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副使吴佩孚，除了说明情势愈益恶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组内阁，准张绍曾辞职，内阁总辞，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准辞。派留任的农商总长李根源兼任国务总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大有不惜与直系干戈相见之势。不过，兵在哪里还不知道。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在明朝，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万历末年，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军费支出浩繁，都在田赋上动脑筋“加派”。到了崇祯年间，“加派”比正税超过几倍，谁有田谁倒霉，因此用拆字格咏“田”字的打油诗，道是“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地方情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返回顶部↑
黎元洪当然不见，派人去找警察总监、卫戍司令，相应不理。“公民团”包围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难赴援的“义士”。一个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当过云南副都督、陕西省省长。张绍曾组阁，他经黎元洪推荐，出掌农商，在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为了感激义气，特地到东厂胡同，与“举主”来共患难。
再两个是由于黎元洪办中美实业公司结识的美国朋友，一个叫福开森，一个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请为顾问。那时军政要人请洋人做顾问、做教习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担任的职务，在宾主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即是负有“保护”的任务。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难状态，福开森与辛博森，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赶到东厂胡同，来跟他做伴的义务。
及至请王怀庆不来，打电报给曹锟、吴佩孚，又置之不理。到这时候才知道，非出奇计，不能脱困保位。
当然，最要紧的是自己站稳脚步。李根源想出来一句口号：“元洪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是表示，对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势，决不屈服。饶汉祥最喜欢学时髦，讲国际公法，以前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语，对这“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为欣赏。
在曹锟这方面，自然也要为他开一条路，间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颜惠庆组阁，并将政权交给新内阁暂摄。黎元洪根据李根源的意见，提出答复：“提名颜惠庆组阁，可以考虑；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保派一想，这也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于是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国会解决政权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国会已讨论过好几次，由于解释不一，聚讼纷纭，而又有一派主张先修宪、后讨论总统选举，无形中延搁现任大总统的任期，为黎元洪所欢迎，以致所谓任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旧事重提，必得先费手脚，在召开院会的法定手续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认为缓不济急，要求尽可能以最快的办法解决。
最快的办法是由黎元洪自己发动，议长便可根据咨文，发布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保派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如何成立能让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议案，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
两王得到这个保证，便联袂去访饶汉祥，要他拟一个咨催国会解释任期的稿子，拿给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饶汉祥拒绝了。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大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则没有答复，或则退回。如今为了要逼大总统下台，打算草率成议，这种暴力胁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这个稿。哪怕大总统交代下来，我宁可辞职不干，也要坚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动下的原则。”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有所言，亦只是轻声细语的三两句话。及至吃过主菜白汁鳟鱼，黎元洪开口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阁虚悬，”他看着右首的颜惠庆说，“曹仲珊那面希望颜骏人兄出来，我非常欢迎；关于副署的问题——”
“副署不成问题。”颜惠庆抢着说道，“不过，我实在无法担任，原因不必细说，大总统一定能谅解的。”
保派提名颜惠庆，是打算着让他来摄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既不肯交权，颜惠庆便不肯贸然“承乏”。这个难言之隐，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转移目标了。
“少川兄，”黎元洪说，“英年俊发，一定肯来担当的！”
“不敢，不敢！”顾维钧指着孙宝琦说，“孙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孙慕老才弹压得住。”
“慕老，”黎元洪转脸问说，“如何？”
孙宝琦摇一摇手，打着杭州乡话说：“没弄头、没弄头！”
“没弄头”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坚决，黎元洪没有勇气劝驾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决？”黎元洪说，“我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没有问题，可是不愿做徐东海第二，让人糊里糊涂撵走。我是依法而来，还得依法而去。”
对于黎元洪的牢骚，所得的反应，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汤漪看不过去，起而发言，认为国会应对大总统的任期做出明确的解决。目前“公民团”及军警索薪团的行动，国会应该出面干预。他说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释，谁知站不起来，低头一看，才发觉纺绸大褂的下摆，为邻座的吴景濂压在双股之下，显然，是有意劝阻他说话的表示。
一场盛宴，在萧索的气氛中结束，两瓶香槟，原封不动。等客人告辞，黎元洪又召集智囊会议，决定了一个大原则，人可以走，权不能变。李根源的态度更为激昂，主张展开反击，方法是“开搅”。但以主张观望的人占多数，便决定再看一看，局势可有好转的迹象。
而迹象是反面的，包围的“公民”更多、更嚣张。冯玉祥、王怀庆提出辞呈。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冯、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陆军第十一师——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全体宣布辞职。
见此光景，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副使吴佩孚，除了说明情势愈益恶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组内阁，准张绍曾辞职，内阁总辞，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准辞。派留任的农商总长李根源兼任国务总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大有不惜与直系干戈相见之势。不过，兵在哪里还不知道。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在明朝，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万历末年，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军费支出浩繁，都在田赋上动脑筋“加派”。到了崇祯年间，“加派”比正税超过几倍，谁有田谁倒霉，因此用拆字格咏“田”字的打油诗，道是“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地方情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