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4 / 6）
因此，清朝对苛扰农民，足以亡国，引以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颁一道上谕：永不加赋。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后各朝，都能恪守祖训。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军费都出自国库，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返回顶部↑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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