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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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为他只是看到当时两湖的方面大员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对此人的嘉许,究竟功绩如何,不知其详。
  当时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抚,糜千万之饷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于一人之手,此人当然是异人,龚定庵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类人物。因而将本来还要留下来看几天的嘉庆初年谕论旨汇编,提早送给魏源,为的是要跟他打听这一异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阳人,已近湘西。嘉庆初年的凤凰厅同治傅鼐——”龚定庵忽然问说,“他的号叫什么?”
  “重庵。”
  “那就称他的号吧,免得跟江宁织造曹家亲戚的傅鼐弄混了。”龚定庵紧接着问,“傅重庵有异于常人何在?我想你总了解吧?”
  “当然。我正在写他的传。”
  “好极了,先睹为快。”
  “刚刚开始动手,不过材料大致已经有了。”魏源很高兴地说,“仪征相国的这些抄件,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魏源细谈傅重庵其人。他原籍浙江绍兴,先世是户部的书办,因而入籍顺天府宛平县。六部的书办,都可以世袭,地位虽微不足道,但收入极丰,生活富裕,因而都安于所业,不求闻达。但傅重庵另有一番用世的大志,不愿坐享其成,便报捐了一名府经历,分发云南。以他的才具,很快地升为知县——境内有六大茶山,有名的普洱茶的产地宁洱县知县,在云南官场,已有能员之称。
  其时云贵总督为福康安,奉旨征苗疆,将傅重庵调到湖南,在大营管饷运,因功升同知,赐花翎。嘉庆元年凤凰营新改为凤凰厅,其地在万山丛中,有一百零五座红苗寨,正是湖苗作乱,首当其冲之处。第一任凤凰厅同知,便派了傅重庵。
  当他到任时,大军移征湖北剿匪,一时投降、并未甘服的湖苗,乘机提出“苗地归苗”的要求,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打算接受,但傅重庵深知苗性,越抚越骄,因而设计了一套所谓“雕剿法”。
  “雕剿”之雕有两义:一义是为雕之犀利,看准了方始搏击,不搏则已,下搏必速;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另一义是碉的谐音,傅鼐召集乡团,在要害之处筑碉堡,防苗出没。有时苗匪来袭,一面作战,一面仍旧筑碉,如是三年,碉堡筑成,边墙连接一百余里,相度地形,分设哨台及炮台。同时开垦兴屯田,妇女孺子皆可以下田工作,因为一见苗匪来了,在哨台上瞭望的壮丁,放铳的放铳,鸣角的鸣角,警报遍于各处,妇孺立刻避入堡内,非常安全。
  这是论守,论攻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训练方法。苗人在乱山丛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虽无部伍行列,但惯于在伏莽之中,从暗击明。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时训练士卒,极其严格:像传说中腿部缚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确有其事;同时要练藤牌,翻扑跌滚,始终有一面藤牌护身,苗人擅长的飞矢,竟无所用其技。当然,最要紧的一着是,狭路相逢,短兵相击,能致敌死命,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出神入化。
  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不合格的断然淘汰,如是数年,始得精兵千人,号称“飞队”,只要“飞队”一出动,“风雨不乱有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所用的乡团,总数亦不过数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傅鼐以数千人了之,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魏默深又说,“就论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强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高杞,议兴屯田的一封信:“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
  龚定庵仅读到这里,忍不住掩纸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战法,在乾隆初年,张广泗进兵大金川时,便已用过,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这个疑问,魏默深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坚守,以致官军无功,此正是‘制胜无如碉堡’的明证。后来讷亲奉旨督师,一战而败,为之气夺,因而亦议筑碉,谓之‘与敌共险’,其为荒谬,不言可知。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然则即令‘与敌共险’,依然落了下风。”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连“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都谈不上,因为根本不明善恶。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严刑峻法,但以善恶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抚中有才干、有治绩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嘉庆十年,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内召回京途中,突蒙严谴,降为兵部侍郎,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彦成,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尽去积弊,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刊功臣之末。后来回疆复生叛乱,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复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书例赐恤,并谥文毅。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严谴,岂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高宗善恶并用,操纵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恶恶不去;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运了。”
  有好一阵,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一大壶酒,一个“盒子菜”,以箸代筹,指画山川险要,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各抒所见,评论得失,往往谈到深宵方散,还不愿归寝,独坐沉思,心潮起伏,壮志未消,精力渐衰,书空咄咄,心有不甘,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没,随身入土?
  苦闷多日,为吉云看出来,终于忍不住发问:“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说一说?”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还是一名礼部主事,白首为郎,还则罢了;上面还有员外、郎中,什九后辈,岂不难堪?”
  “这是世俗之见。”吉云说道,“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
  “好,这不说。”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吉云,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是不是?”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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