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0 / 22）
“你刚才说得不错，知子莫若母。毕秋帆从小失怙，家世寒素，而有纨绔的气质，你看诗中一再以清操俭德为诫，都是对症发药。无奈有人不许他清，不许他俭！”
这个人是谁呢？龚定庵忍不住问了出来：“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说，“钱梅溪在《履园丛话》中所记的，大致属实。”
这钱梅溪单名泳，江苏金匮人，虽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经历，却为诸侯的上客，因为诗书画以外，复精于小学，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笔记，名为《履园丛话》，记述他在武昌毕秋帆的衙门中做客时，恰好遇到权相和珅四十岁生日，内而宰辅，外而督抚，都送了极重的寿礼，唯有毕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诗，另外拣出几件收藏的书画古董，打算派专差进京致贺。钱梅溪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这是将和珅比作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奸臣严嵩抄家后，有一本专记籍没之物的目录，名为《天水冰山录》。将来和珅如果亦像严嵩一样破家，抄出毕秋帆所送的诗，勾结之迹，铁证如山，岂非亦将蒙祸？毕秋帆恍然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谁呢？阮元答说：“毕秋帆是为福文襄所误！”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之子，但他的生父实为高宗，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形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开，仅用“自幼豢养在宫”作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却不能封王，这在高宗不免内疚，因而想尽办法让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为名，频加恩赐，有人替他算过，“身被异数十三”，独独不曾尚主，就因为不能以子为婿。
福康安所被的异数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晋封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更晋封为郡王。清朝开国时有异姓封王之例，但从无异姓封为贝子，因为这个爵衔，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于有这样暧昧不明的异常之恩，以致僻远之地发生了误会。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乱，在鹿港登陆，历时三月，收复嘉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返回顶部↑
这个人是谁呢？龚定庵忍不住问了出来：“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说，“钱梅溪在《履园丛话》中所记的，大致属实。”
这钱梅溪单名泳，江苏金匮人，虽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经历，却为诸侯的上客，因为诗书画以外，复精于小学，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笔记，名为《履园丛话》，记述他在武昌毕秋帆的衙门中做客时，恰好遇到权相和珅四十岁生日，内而宰辅，外而督抚，都送了极重的寿礼，唯有毕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诗，另外拣出几件收藏的书画古董，打算派专差进京致贺。钱梅溪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这是将和珅比作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奸臣严嵩抄家后，有一本专记籍没之物的目录，名为《天水冰山录》。将来和珅如果亦像严嵩一样破家，抄出毕秋帆所送的诗，勾结之迹，铁证如山，岂非亦将蒙祸？毕秋帆恍然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谁呢？阮元答说：“毕秋帆是为福文襄所误！”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之子，但他的生父实为高宗，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形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开，仅用“自幼豢养在宫”作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却不能封王，这在高宗不免内疚，因而想尽办法让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为名，频加恩赐，有人替他算过，“身被异数十三”，独独不曾尚主，就因为不能以子为婿。
福康安所被的异数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晋封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更晋封为郡王。清朝开国时有异姓封王之例，但从无异姓封为贝子，因为这个爵衔，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于有这样暧昧不明的异常之恩，以致僻远之地发生了误会。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乱，在鹿港登陆，历时三月，收复嘉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