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4 / 18）
道光十五年春天，朝局有了变动，幅度不大，但关系很重。变动起于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病故。
曹振镛于嘉庆十八年拜相，至二十三年外号“董太师”的董诰予告后，任首辅近二十年，一方面固由于道光皇帝的倚重，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善于排挤，凡是才具发越、勇于任事，而有威胁到他的地位的大臣，他总有办法压制着，不让他们往上爬。首当其冲的是英和。
英和得罪了全妃，不为皇帝深喜，因而曹振镛便可放手打击英和。当道光即位之初，营造“万年吉地”，特派英和主持其事，他找个机会，从容陈奏汉文帝薄葬的盛德，皇帝方在厉行节俭之时，点头称善，因此“万年吉地”的营造费用，相当节省，曾奉嘉奖。
到了道光七年春天，发现地宫积水，在事诸臣都受谴责，英和始终其事，责任尤重，革职抄家之外，而且被逮到刑部受审。据说，当施工时，发现石母滴水，亦即是地面的雨水从岩石缝中渗滴于地宫，向来应付的办法是，多开几条细沟，称之为“龙须沟”，引导积水出于陵外。但那样做法，颇为靡费，而且效果亦并不太好，因此，英和决定先用土拦。当然他有他的打算，皇帝春秋正盛，这座“万年吉地”总要二三十年后才用得着，而地宫滴水是常事，到相当时候再修一次，亦无不可。事实上开了龙须沟，以后亦仍须修理，既然如此，眼前多费便是浪费。
这是老臣谋事的苦心，但并不为皇帝所谅。曹振镛秉承意旨，拟了斩决的罪名，幸而太后圣明，说治陵寝是家事，与国政无关，因此而杀大臣，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改为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并皆革职。道光十一年自戍所释回，皇帝想复用英和，但他的心已经伤透了，坚卧不起，此正符合曹振镛的心意，劝皇帝不必勉强。当朝第一流的人才，就此闲废。
第二个受排挤的是蒋攸铦。此人原籍浙江绍兴，先世从军辽东，跟着他的长官投降清朝，编入镶红旗汉军，从龙入关，住在京东宝坻。蒋攸铦字砺堂，比曹振镛晚一科，乾隆四十九年的翰林，嘉庆五年由御史外放江西赣南道，久任外官，先后当过江苏、浙江巡抚，两广、四川、直隶、两江总督。严于治盗，善于察吏，精敏强干，还有一项特长是记忆力特强，见人一面，听人一言，数十年以后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嘉、道年间第一流的督抚。
这样一个人物，可想而知的，曹振镛绝不能跟他共事。道光五年由直隶总督内召，入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并入军机。道光七年，两江总督琦善兼任漕运总督，运河淤塞，疏浚不得法，引起黄河水灾，筑堤堵黄，运道隔绝，诏斥失机，降调为内阁学士，两江出缺，需要派人接替。
于是宣宗召见军机问道：“两江重任，应该派资深望重、久任封疆的人去，你们看，最适当的是谁？”
曹振镛答说：“以臣看，似以陕甘总督那彦成最适当。”
那彦成的祖父章佳·阿桂，两代名相，那彦成亦是封疆中的佼佼者，但其时回民张格尔作乱，那彦成是平乱的关键人物，所以皇帝立即否定此一建议说：“西口正多事，那彦成何能他调？”
作为首辅的曹振镛不作声了，这便表示，现任督抚中，没有人能如皇帝开列的条件，也等于是暗示皇帝要从在京的大臣中去挑。
皇帝受愚而不觉，想了一下很兴奋地指着蒋攸铦说：“你去！你久历封疆，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当两江总督。”
蒋攸铦自然无从推辞。退出来以后告诉人说：“曹某人明明要把我弄出去，含意不申，让皇帝自己做决定，话一出口就无可更改。当面排挤，可怕极了。”
再一个受暗算的是阮元。他是高宗晚年最赏识的人，文章辞令，两俱佳妙。高宗自谓：“不想我八十岁以后，又得此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阮元以翰詹大考第一，不经“开坊”便升少詹，放出去当山东学政，而且做了衍圣公府的女婿。任满调浙江，又转为巡抚，年纪不过三十岁。
有一次皇帝跟曹振镛谈到阮元少年得意，曹振镛答说：“完全是学问好，读书用功，到老不倦。”
皇帝问：“何以见得，到老不倦？”
“现在云贵总督任内，仍旧天天刻书谈文。”
道光皇帝默然。他跟他的祖父不同，全身没有一根雅骨，最讨厌封疆大吏提倡风雅，认为足以废弛政事。曹振镛这一支冷箭，当然中鹄，即时下令内召。
这是道光十二年冬天的事。阮元奉旨入觐，到京已经开春，垂询了云贵的情形，别无他事。恰这年癸巳会试，使命阮元任总裁。疆臣入觐而派充此差为异数，而阮元在嘉庆四年以户部侍郎与吏部尚书朱珪同至会试，高才朴学之士搜罗殆尽，这一回又得入闱，举子们认为有此衡文巨眼在，不愁埋没，大为兴奋，见此光景，曹振镛心想，如果让他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入闱办事，在京广收门生更成威胁，因而又劝皇帝放他回任。
曹振镛平生只做过一件好事，与其家世有关。曹家是安徽歙县人，而扬州的八盐商，一半以上原籍歙县，所以曹家亦有盐引，坐享厚利，家道殷实。曹振镛的父亲叫曹文埴，收藏甚富，精于鉴赏，乾隆廿五年的传胪，照例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命值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庑，是皇帝的内书房，庋藏的书籍古玩甚多。曹文埴先值懋勤殿，后入南书房，一直是高宗玩古董的“清客”，因而情分不同。乾隆五十六年，翰詹大考，曹振镛名列三等。大考排名，分为四等，一等及二等的前数名，方能升官，二等后列，被文绮之赐，三等前列，无荣无辱，后列则往往降调，四等则必黜罚。高宗以曹振镛为曹文埴之子，认为其才可造，因而由编修提升为侍讲。
及至道光初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改革盐政，以标代引，试行于淮北，积弊尽去，盐商不复再能坐享其成，都期望曹振镛能保护既得利益，反对改行“票法”。曹振镛很聪明，看皇帝求治之心甚锐，陶澍颇蒙信任，而且籍隶湖南安化的陶澍，有名的“驴子脾气”，曹振镛自觉惹不起他，便扬言道：“哪里有饿死的宰相家？”赞成陶澍的改制。
除此一件好事以外，曹振镛的相业一无足称，但道光十五年正月，以八十一岁高龄病故以后，皇帝降旨：“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荣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无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谥名之典，由内阁拟谥，大学士及翰林出身，官至一二品者，第一字用“文”，第二字评其平生行谊，拟三字奏请朱笔圈出，汉人所重在“忠”，旗人所重在“靖”，但有两字，得谥为殊荣。一个是“襄”，非有开疆辟土、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道光以前，“文襄”共十一人，类多为大学士，因有那么大的功劳，自然封爵拜相，唯一的例外是治河名臣靳辅，官至总督，亦未入翰林，只以顺治九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承认他的翰林资格，得谥“文襄”。
另一个极难得的是“正”字，谥“襄”的第一字不必一定是“文”，而“正”则非“文”不能谥，同时“正”字不能由内阁拟呈，非出特旨不可。在曹振镛以前，只有三个“文正”，第一个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廉明绝世，外号“豆腐汤”的汤斌，不过他是由高宗特旨追谥；第二个是乾隆朝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第三个是嘉庆朝的体仁阁大学士朱珪，他是仁宗的师傅，谥“文正”虽说由于仁宗报答师门，但朱珪奖进人才，唯恐不及，与曹振镛贤愚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曹振镛既不文亦不正，他的滥叨非分之荣，为时论所不满。但由于曹振镛之死，内阁出缺，阮元得由协办大学士“扶正”，升为体仁阁大学士，并进京入阁办事，却普遍为士林所欢迎。而就在这时候，龚定庵由内阁中书调升为宗人府主事。
宗人府居京中各衙门之首，因为职掌皇族属籍。清太祖开国后，追尊三代，曾祖名福满为兴祖，祖名觉昌安为景祖，父名塔克世为显祖，大致而言，爱新觉罗氏自显祖以下，亦即太祖兄弟五人的子孙为“宗室”，系金黄带；其余皆为旁支，称为“觉罗”，系红带；俗称“黄带子”“红带子”。但不论所系之带是黄、是红，在宗族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都归宗人府管辖。
宗人府的最高长官，职称叫作“宗令”，特选齿德俱尊的亲王、郡王充任，下设左、右“宗正”各一人，在左右翼的宗室王公中选充，住左翼为东城，住右翼为西城。
宗令、宗正不管日常事务，所以宗人府的堂官，实际上是正三品的府丞，定制为“汉缺”，只有汉人能任此职，主事就是他的属官。主事有满有汉，一切典籍公文亦有满文、汉文之别，掌满文不善于汉文，掌汉文更难识满文，只有龚定庵在宗人府中是顺治、康熙以来难得的通才，因此成了宗人府中的大红人，府丞要跟宗令、宗正及其他宗室接头公事，往往请龚定庵代表。他本来由于通满洲话、蒙古话之故，在旗人中有许多朋友，至此，交游的范围更扩大到八旗的贵族了。 ↑返回顶部↑
曹振镛于嘉庆十八年拜相，至二十三年外号“董太师”的董诰予告后，任首辅近二十年，一方面固由于道光皇帝的倚重，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善于排挤，凡是才具发越、勇于任事，而有威胁到他的地位的大臣，他总有办法压制着，不让他们往上爬。首当其冲的是英和。
英和得罪了全妃，不为皇帝深喜，因而曹振镛便可放手打击英和。当道光即位之初，营造“万年吉地”，特派英和主持其事，他找个机会，从容陈奏汉文帝薄葬的盛德，皇帝方在厉行节俭之时，点头称善，因此“万年吉地”的营造费用，相当节省，曾奉嘉奖。
到了道光七年春天，发现地宫积水，在事诸臣都受谴责，英和始终其事，责任尤重，革职抄家之外，而且被逮到刑部受审。据说，当施工时，发现石母滴水，亦即是地面的雨水从岩石缝中渗滴于地宫，向来应付的办法是，多开几条细沟，称之为“龙须沟”，引导积水出于陵外。但那样做法，颇为靡费，而且效果亦并不太好，因此，英和决定先用土拦。当然他有他的打算，皇帝春秋正盛，这座“万年吉地”总要二三十年后才用得着，而地宫滴水是常事，到相当时候再修一次，亦无不可。事实上开了龙须沟，以后亦仍须修理，既然如此，眼前多费便是浪费。
这是老臣谋事的苦心，但并不为皇帝所谅。曹振镛秉承意旨，拟了斩决的罪名，幸而太后圣明，说治陵寝是家事，与国政无关，因此而杀大臣，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改为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并皆革职。道光十一年自戍所释回，皇帝想复用英和，但他的心已经伤透了，坚卧不起，此正符合曹振镛的心意，劝皇帝不必勉强。当朝第一流的人才，就此闲废。
第二个受排挤的是蒋攸铦。此人原籍浙江绍兴，先世从军辽东，跟着他的长官投降清朝，编入镶红旗汉军，从龙入关，住在京东宝坻。蒋攸铦字砺堂，比曹振镛晚一科，乾隆四十九年的翰林，嘉庆五年由御史外放江西赣南道，久任外官，先后当过江苏、浙江巡抚，两广、四川、直隶、两江总督。严于治盗，善于察吏，精敏强干，还有一项特长是记忆力特强，见人一面，听人一言，数十年以后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嘉、道年间第一流的督抚。
这样一个人物，可想而知的，曹振镛绝不能跟他共事。道光五年由直隶总督内召，入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并入军机。道光七年，两江总督琦善兼任漕运总督，运河淤塞，疏浚不得法，引起黄河水灾，筑堤堵黄，运道隔绝，诏斥失机，降调为内阁学士，两江出缺，需要派人接替。
于是宣宗召见军机问道：“两江重任，应该派资深望重、久任封疆的人去，你们看，最适当的是谁？”
曹振镛答说：“以臣看，似以陕甘总督那彦成最适当。”
那彦成的祖父章佳·阿桂，两代名相，那彦成亦是封疆中的佼佼者，但其时回民张格尔作乱，那彦成是平乱的关键人物，所以皇帝立即否定此一建议说：“西口正多事，那彦成何能他调？”
作为首辅的曹振镛不作声了，这便表示，现任督抚中，没有人能如皇帝开列的条件，也等于是暗示皇帝要从在京的大臣中去挑。
皇帝受愚而不觉，想了一下很兴奋地指着蒋攸铦说：“你去！你久历封疆，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当两江总督。”
蒋攸铦自然无从推辞。退出来以后告诉人说：“曹某人明明要把我弄出去，含意不申，让皇帝自己做决定，话一出口就无可更改。当面排挤，可怕极了。”
再一个受暗算的是阮元。他是高宗晚年最赏识的人，文章辞令，两俱佳妙。高宗自谓：“不想我八十岁以后，又得此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阮元以翰詹大考第一，不经“开坊”便升少詹，放出去当山东学政，而且做了衍圣公府的女婿。任满调浙江，又转为巡抚，年纪不过三十岁。
有一次皇帝跟曹振镛谈到阮元少年得意，曹振镛答说：“完全是学问好，读书用功，到老不倦。”
皇帝问：“何以见得，到老不倦？”
“现在云贵总督任内，仍旧天天刻书谈文。”
道光皇帝默然。他跟他的祖父不同，全身没有一根雅骨，最讨厌封疆大吏提倡风雅，认为足以废弛政事。曹振镛这一支冷箭，当然中鹄，即时下令内召。
这是道光十二年冬天的事。阮元奉旨入觐，到京已经开春，垂询了云贵的情形，别无他事。恰这年癸巳会试，使命阮元任总裁。疆臣入觐而派充此差为异数，而阮元在嘉庆四年以户部侍郎与吏部尚书朱珪同至会试，高才朴学之士搜罗殆尽，这一回又得入闱，举子们认为有此衡文巨眼在，不愁埋没，大为兴奋，见此光景，曹振镛心想，如果让他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入闱办事，在京广收门生更成威胁，因而又劝皇帝放他回任。
曹振镛平生只做过一件好事，与其家世有关。曹家是安徽歙县人，而扬州的八盐商，一半以上原籍歙县，所以曹家亦有盐引，坐享厚利，家道殷实。曹振镛的父亲叫曹文埴，收藏甚富，精于鉴赏，乾隆廿五年的传胪，照例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命值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庑，是皇帝的内书房，庋藏的书籍古玩甚多。曹文埴先值懋勤殿，后入南书房，一直是高宗玩古董的“清客”，因而情分不同。乾隆五十六年，翰詹大考，曹振镛名列三等。大考排名，分为四等，一等及二等的前数名，方能升官，二等后列，被文绮之赐，三等前列，无荣无辱，后列则往往降调，四等则必黜罚。高宗以曹振镛为曹文埴之子，认为其才可造，因而由编修提升为侍讲。
及至道光初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改革盐政，以标代引，试行于淮北，积弊尽去，盐商不复再能坐享其成，都期望曹振镛能保护既得利益，反对改行“票法”。曹振镛很聪明，看皇帝求治之心甚锐，陶澍颇蒙信任，而且籍隶湖南安化的陶澍，有名的“驴子脾气”，曹振镛自觉惹不起他，便扬言道：“哪里有饿死的宰相家？”赞成陶澍的改制。
除此一件好事以外，曹振镛的相业一无足称，但道光十五年正月，以八十一岁高龄病故以后，皇帝降旨：“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荣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无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谥名之典，由内阁拟谥，大学士及翰林出身，官至一二品者，第一字用“文”，第二字评其平生行谊，拟三字奏请朱笔圈出，汉人所重在“忠”，旗人所重在“靖”，但有两字，得谥为殊荣。一个是“襄”，非有开疆辟土、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道光以前，“文襄”共十一人，类多为大学士，因有那么大的功劳，自然封爵拜相，唯一的例外是治河名臣靳辅，官至总督，亦未入翰林，只以顺治九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承认他的翰林资格，得谥“文襄”。
另一个极难得的是“正”字，谥“襄”的第一字不必一定是“文”，而“正”则非“文”不能谥，同时“正”字不能由内阁拟呈，非出特旨不可。在曹振镛以前，只有三个“文正”，第一个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廉明绝世，外号“豆腐汤”的汤斌，不过他是由高宗特旨追谥；第二个是乾隆朝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第三个是嘉庆朝的体仁阁大学士朱珪，他是仁宗的师傅，谥“文正”虽说由于仁宗报答师门，但朱珪奖进人才，唯恐不及，与曹振镛贤愚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曹振镛既不文亦不正，他的滥叨非分之荣，为时论所不满。但由于曹振镛之死，内阁出缺，阮元得由协办大学士“扶正”，升为体仁阁大学士，并进京入阁办事，却普遍为士林所欢迎。而就在这时候，龚定庵由内阁中书调升为宗人府主事。
宗人府居京中各衙门之首，因为职掌皇族属籍。清太祖开国后，追尊三代，曾祖名福满为兴祖，祖名觉昌安为景祖，父名塔克世为显祖，大致而言，爱新觉罗氏自显祖以下，亦即太祖兄弟五人的子孙为“宗室”，系金黄带；其余皆为旁支，称为“觉罗”，系红带；俗称“黄带子”“红带子”。但不论所系之带是黄、是红，在宗族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都归宗人府管辖。
宗人府的最高长官，职称叫作“宗令”，特选齿德俱尊的亲王、郡王充任，下设左、右“宗正”各一人，在左右翼的宗室王公中选充，住左翼为东城，住右翼为西城。
宗令、宗正不管日常事务，所以宗人府的堂官，实际上是正三品的府丞，定制为“汉缺”，只有汉人能任此职，主事就是他的属官。主事有满有汉，一切典籍公文亦有满文、汉文之别，掌满文不善于汉文，掌汉文更难识满文，只有龚定庵在宗人府中是顺治、康熙以来难得的通才，因此成了宗人府中的大红人，府丞要跟宗令、宗正及其他宗室接头公事，往往请龚定庵代表。他本来由于通满洲话、蒙古话之故，在旗人中有许多朋友，至此，交游的范围更扩大到八旗的贵族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