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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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自觉得意的事,便是将昆山徐秉义的旧居买下来以后,亲自选材督工,建了一座别墅,题名羽琌仙馆,将他平日所收藏的金石碑帖以及其他古玩,都贮藏于此,作《羽琌山金石墨本记》五卷,《羽琌之山典宝记》二卷,以为将来撰述《金石通考》的张本。
  龚定庵之好金石古玩,实在是有托而逃。他之成为名士,复又被视作狂士,都是被激而成,因为表面上看他玩世不恭,不中绳墨,不是个能在功名事业上卓然有所表现的人,其实他不仅有一片自道“平生哀乐过于人”的至情至性,而且有一番经世致用的大志,自许为班超、张骞一流人物,如果不能开疆拓土,建立边功,在朝希望申明制度,昌大文治。但这都需要遭逢圣君贤相,才有一展抱负的机会,而当今道光皇帝的作为,尽教志士丧气,龚定庵郁郁不得志,才激成个动辄如灌夫骂座的脾气。
  原来道光皇帝行二,才智庸下,只为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他用鸟枪打死了两名已爬上宫墙的教匪,对定乱颇有关系,因而为巡狩在外的仁宗封为智亲王。但仁宗是否愿以大位付智亲王,实在是个疑问。
  原来自雍正废立储之制,规定生前择皇子之贤者,密书其名,贮匣存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驾崩后由顾命大臣启匣视名、奉迎即位的制度以后,历经两朝,并未彻底实现这个独特的传位制度,高宗继位,在世宗生前已有强烈的暗示,仁宗则由高宗内禅,亲手以大清天下付嗣皇帝,更不必俟高宗驾崩,始知大位谁属。但仁宗宾天时,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道光皇帝在居藩时以次子而居长,复有林清之变定乱之功,似乎必当继位。但嘉庆二十四年,仁宗将三阿哥绵恺封为惇郡王,四阿哥绵忻封为瑞亲王,两王皆为仁宗继后钮祜禄氏所生,如果仁宗无所轩轾于其间,且如雍、乾两朝,心目中已定下嗣位之子,而属意于智亲王,则四阿哥不必越过他的同母之兄而封为亲王,徒起猜疑。既然这样办了,就不能说大位一定属于智亲王。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仁宗崩于热河,由于是中风暴崩,临终并无遗命,据说后来在一个随侍仁宗的小太监身上找到一个银盒子,上面是智亲王的名字,因而奉为嗣君。但三天以后,又有一道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懿旨,说:“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太后的意思以为储位未定,所以有此一道懿旨,事实上智亲王已根据那个银盒子中据说是仁宗早在嘉庆四年朱笔所书的皇次子的名字而即位了。
  这一来,道光皇帝得位的经过,便又成了一重疑案,到底是仁宗所预定,还是太后根据仁宗生前的话而特为宣示,成了一个谜。但太后钮祜禄氏之不私,则昭然于天下。因此,道光皇帝对这位继母敬畏有加是无怪其然的。
  这位太后最初的徽号是“恭慈”。恭慈皇太后秉性严毅,此亦是道光皇帝敬畏的原因之一。道光皇帝跟明思宗很相似,志大而才疏,一心想做个好皇帝,看乾隆、嘉庆两朝,奢靡特甚,因而节俭异常,但最初并非如此,至少对他的一个宠妃,不但谈不到节俭,而且奢靡得已逾家法。
  这个宠妃亦姓钮祜禄氏,先封全嫔,有宠以后,累次晋封为全贵妃。她从小随父住在苏州,所以没有旗下格格那种“北地胭脂”的味道,娇小明慧,善解人意,道光皇帝对她的宠爱,可说已到了惑溺的程度,因此与一个总管内务府大臣发生了意见上的对立。
  这个总管内务府大臣,名叫英和,字煦斋,姓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是乾隆末年的礼部尚书德保,父子二人都以不愿依附和珅而为仁宗所激赏。宣宗即位后,他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道光二年升为协办大学士,并为掌印谕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宠信过于前朝。但英和刚正不阿,上谕不当,照样会顶了回去。
  有一回宣宗命太监传谕内务府,命苏州织造承办女用的纺绸绣花内袴,司官拟稿以正式公文致苏州织造,呈堂判行时,英和斥责司官糊涂,说:“这是什么差使!岂可用内务府的大印?”吩咐只需由司里去个便函即可。同时也大发了一顿牢骚,对全妃有很不客气的批评。
  哪知全妃在朝中有耳目,英和对她不满的话,很快地传入她耳中,少不得会在承恩时告个枕头状。道光皇帝耳朵很软,渐渐地,英和的宠信就大不如前了。
  又有一回,道光皇帝要为全妃制一只翡翠镯子,内务府开库找材料,没有成块能琢成镯子的大翡翠。道光皇帝细问了经过以后,面谕将库藏的一个翡翠蟠桃改为镯子,英和以为不可,面请收回成命。
  “这是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两广总督的贡品。”他说,“以先朝的瑞器,作妃嫔的亵玩,似非所宜。而且像这样大的翡翠,是稀世之珍,琢成一双镯子是以大改小,亦觉暴殄天物。”
  道光皇帝不作声,此议就此打消。但对英和已由宠信变成恼恨。不久,以承修“万年吉地”不力,“地宫”出水的罪名严谴,竟致充军。英和被公认为贤相,他之落得如此下场,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
  相对地,另一个近乎奸佞的人物,却是禄位日固,宠信日专。此人籍隶皖南,名叫曹振镛,官居首辅。道光皇帝即位之初,锐意求治,但才具既短,精力亦有限,章奏不能遍阅,颇以为苦。曹振镛献策说道:“如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缺失,完全是沽名钓誉。倘或加以处分,皇上就会无端蒙个拒谏的名声。此后中外章奏,皇上不必全看,只挑那细微末节的地方,严词谴责;臣下震于圣明,以为皇上明察秋毫,就没有人敢随便上折子,信口雌黄了。”
  道光皇帝听了他的话,从此专在“鸡蛋中挑骨头”,章奏中措辞稍有失检,立即着令“明白回奏”,回奏得不够圆满,轻则申斥罚薪,重则降调革职。这一来,吓得没有人敢说话,章奏中见解如何,不必重视,要留心的是,措辞是否堂皇得体,陈述是否触犯忌讳。当然凶灾不敢入告,凡事报喜不报忧,造成一种不痛不痒、麻木不仁的风气。
  这种风气不仅出现于官场,也传染到了科场。一本卷子的文章好坏在其次,首先要看的是,是否符合程式。在乾隆以前,试卷书法,用“帖写”大致仍旧是容许的。试帖诗出现拗体,只要诗好,亦不算犯规,这些字与诗,虽在通人看来属于所谓缺乏性情的“馆阁体”,但毕竟还有雅气,自从曹振镛当权后,看殿试卷子首重书法,有一个帖写的字,即视为“破体”,难登上第。流风所被,生气恹恹,这是龚定庵最愤慨的事,有一回替道士撰祝告天帝的“青词”,借题发挥,写了一首七绝: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龚定庵毕竟不是玩物丧志的人,而且视金钱虽如粪土,名心却始终未能淡忘,因而不入翰林,一直引为恨事。而不入翰林则由于书法不佳,愤无所泄,家中除吉云以外,所有女眷包括收房的丫头在内,都叫她们学黑大光圆,无一帖写的“馆阁体”,常说:“我家妇女,没有一个人不可入翰林。”而犹以为未足,特意作了一部书,命名为《干禄新书》,自序中讽刺当道的意味非常明显。
  序文中首从殿试说起:“凡贡士中礼部试,乃殿试。殿试,皇帝亲策之,简八重臣,读其言。”金殿射策,由于是皇帝亲任主考,因而阅卷的八重臣,称之为“读卷大臣”。殿试以后,“八人者则恭遴其颂扬平仄如式,楷法尤光致者十卷,呈皇帝览”。殿试照例公选的十卷进呈,雍乾两朝,每视策论中的见解议论,定十卷的高下。但至道光朝,已变为“颂扬”的声调铿锵,所谓“平仄如式”,而“楷法尤光致者”,即为佳卷。题目落到楷法上,讽刺之意,愈来愈浓:
  先殿试旬日为“复试”,遴楷法如之。
  殿试后五日,或六日、七日,为“朝考”,遴楷法如之。
  三试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本朝宰辅,必由翰林院官。卿贰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
  “三试”便是进士复试、殿试、朝考,平均等第达一定标准,方能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即所谓“翰林院官”。而三试皆以楷法为重。至于非翰林,则以值军机为荣选。他说:
  军机处之职,有军事则佐上运筹决胜,无事则备顾问祖宗掌故,以出内命者也。保送军机处,有考试,其遴楷法如之。
  但自序虽在字里行间充满了牢骚不平之气,内容却很严肃,成为别开生面的一部专谈写字的好书,目录分为八大类:“论选颖之法”“论磨墨膏笔之法”“论器具”“论点画波磔之病”“论架构之病”“论行间之病”“论神势”“论气禀”,不输其当时安徽泾县包世臣所著的《艺舟双楫》。但自序中话说得太质直,士大夫虽好其书,却从不敢谈论,犹之乎好色好货,只好在心里,口头上讳言其事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龚定庵虽未点翰林,但两榜中式这个出身,对他仍有极大的帮助。
  这是指军机章京。龚定庵以内阁中书保送考试而被摈,曾作《小游仙词》十五首,中有“姊妹劝书尘世字,莫嗔仓颉不仙才”的句子,可知亦是因楷法不中绳墨之故。军机章京所书文件,往往上呈御览,所以楷法不佳,不易中选。但其他的考试,竟亦重楷法: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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