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1 / 6）
第二十三章
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辞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猝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复电，再来奉复。”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士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所以无法表示支持。而张謇则更直截了当地由南通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民命如丝，东南若有战火，必将斩伤国脉。请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种劝告不过使黎元洪扫兴而已。论到政治，当仁不让，上海既有个“制宪国会”在，不妨利用。因此，他决定提出两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辞职，一道是派唐绍仪组阁。
所谓“制宪国会”，设在上海县西城的湖北会馆，黎元洪趁这天南下议员开谈话会的机会，派人通知，他要出席报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国会不能没有总统，也不能没有内阁总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欢迎。谁知适得其反。
发难的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霹雳火”张继，他是河北沧州人，生得人高马大，故而实大声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依附军阀，专图私利。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他不能承认黎元洪在国会中的身份。
这一来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议员，赶紧打电话挡驾。哪知没兴一齐来，淞沪护军使出了一张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针对黎元洪而发。
布告照例用“照得”开头。第一段说：“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
下面是说“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弓，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无论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办”则完全是不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所以与平民同例。
当然，他左右的人，不会将这件事去告诉他，但仅就“制宪国会”不欢迎他去报告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欢了。
幸好，还有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听说堂堂大总统穷途末路，以致何丰林竟准备着要“拿办”他，不免动了侠义心肠，特地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桥寓所邀宴。届时衣冠恭迎，照古礼安席，口口声声大总统。宴后又有进献，随行人员亦无不有丰厚的馈赠，特别是对饶汉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饶汉祥有鸦片大瘾，送了四个“大土”。饶汉祥感于义气，吞云吐雾之际，灵思大来，作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黄歇；下联用唐朝长安韦、杜两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难得的佳构，加以用黎元洪的名义书赠，真是上海打话“捧足输赢”。好排场的杜月笙自然喜不胜言，送了极厚的一封润笔，饶汉祥确是不虚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无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选举总统预备会”出了大新闻，有个众议院的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居然也发了通电。开头的几句话是：“九月十日，曜呈众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给吴景濂的呈文。这是很流行的一种通电格式，等于公开质问。 ↑返回顶部↑
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辞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猝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复电，再来奉复。”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士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所以无法表示支持。而张謇则更直截了当地由南通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民命如丝，东南若有战火，必将斩伤国脉。请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种劝告不过使黎元洪扫兴而已。论到政治，当仁不让，上海既有个“制宪国会”在，不妨利用。因此，他决定提出两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辞职，一道是派唐绍仪组阁。
所谓“制宪国会”，设在上海县西城的湖北会馆，黎元洪趁这天南下议员开谈话会的机会，派人通知，他要出席报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国会不能没有总统，也不能没有内阁总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欢迎。谁知适得其反。
发难的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霹雳火”张继，他是河北沧州人，生得人高马大，故而实大声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依附军阀，专图私利。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他不能承认黎元洪在国会中的身份。
这一来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议员，赶紧打电话挡驾。哪知没兴一齐来，淞沪护军使出了一张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针对黎元洪而发。
布告照例用“照得”开头。第一段说：“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
下面是说“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弓，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无论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办”则完全是不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所以与平民同例。
当然，他左右的人，不会将这件事去告诉他，但仅就“制宪国会”不欢迎他去报告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欢了。
幸好，还有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听说堂堂大总统穷途末路，以致何丰林竟准备着要“拿办”他，不免动了侠义心肠，特地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桥寓所邀宴。届时衣冠恭迎，照古礼安席，口口声声大总统。宴后又有进献，随行人员亦无不有丰厚的馈赠，特别是对饶汉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饶汉祥有鸦片大瘾，送了四个“大土”。饶汉祥感于义气，吞云吐雾之际，灵思大来，作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黄歇；下联用唐朝长安韦、杜两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难得的佳构，加以用黎元洪的名义书赠，真是上海打话“捧足输赢”。好排场的杜月笙自然喜不胜言，送了极厚的一封润笔，饶汉祥确是不虚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无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选举总统预备会”出了大新闻，有个众议院的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居然也发了通电。开头的几句话是：“九月十日，曜呈众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给吴景濂的呈文。这是很流行的一种通电格式，等于公开质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