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1 / 6）
第二十二章
同、光以来，诗坛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诗坛的领袖在名义上是陈宝琛，而实际上能各张一军、开宗立派的，江西是陈三立，福建是郑孝胥。
陈三立与郑孝胥同年不同榜，他们都是光绪八年的举人。其时“清流”的势力正盛，“翰林四谏”之二的陈宝琛与宗室宝廷，分别放了江西与福建的主考。陈宝琛在江西中了个得意门生，便是陈三立，他是江西义宁人。义宁在宋朝名为分宁，出了一个大诗人，便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八百年后又出了一个陈三立，直承山谷而为江西诗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宁，而且陈宝琛在清末的诗名，恰如北宋的苏东坡。师弟擅诗，后先辉映，并足千古。
宝廷跟郑孝胥的关系更不同了。郑孝胥是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视宝廷为恩师。可惜其时清流盛极而衰，宝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兹多口”，清流被祸不远，因而见机勇退。但方当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没有“告终养”那一套可以退隐林下的办法，只好采了个自劾的下策，于是而有一重艳传人口的风流公案。
原来其时由京师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条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换船，循富春江入闽。这些船不知缘何叫作“江山船”，船户一共九姓，据说是元末陈友谅部属的后裔。明太祖得了天下，为报复陈友谅的对抗，限制这九姓不得陆居，世世以操船为业，五百年来一直是受歧视的“贱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会浮起风光旖旎的感觉，因为船户亦是男主外，女主内，舱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为“桐严嫂”，桐是桐庐，严是严州，此富春江上的两州县，是江山船的大本营——数典忘祖，桐严谐音为同年，“桐严嫂”一变而为“同年嫂”了。
其中有个“同年嫂”，身材袅娜，皮肤极白，为这位满洲大名士的宝竹坡——宝廷惊为天人。其实她是个白麻子，不过宝竹坡是深度近视眼，只见其白，不见其麻，但觉雾里看花，风情万种，尤其是背着灯罗襦初解，真个是销魂。无奈欢娱日短，到得水口镇起旱时，不能携入闱中，只得订下后约，待试事已毕，仍是原船来接。到了杭州，索性换船不换人，纳此同年嫂为妾，双载北归。这是官常所不许的事，便有人想借题发挥，作为攻清流的借口。宝竹坡见机，借个名目上奏，却加了一个“自劾”的“附片”，说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两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买一妾，自请议处，结果革职。当时李慈铭作了一首律诗笑他，其中有一联“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传遐迩。
老师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郑孝胥四赴会试不第。他本是个功名之士，并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虚名。其时终南的捷径是走“洋务”这条路子。郑孝胥在光绪十七年，奉派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不久升为总领事，由东京、大阪而调至华侨最多的神户，直到甲午战起，方随公使下旗归国。
这时的郑孝胥，已是三品道员的身份了，一任广西龙州督办，升为监司，陈藩开臬，眼看将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义，清廷逊位。入民国后，郑孝胥也在上海做遗老，虽是举人出身，但乡榜既早，又以诗名盖世，所以杂在那班“中堂”“制军”之中，毫不逊色。他又写得一笔出入苏黄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头里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写字，写完为止。润格不低，收入可观，徜徉北里，征色选歌，日子过得很潇洒，也很舒服。
不过他毕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觉有满腹经纶，不甘寂寞，看军阀越来越不成话，而溥仪已及成年，应该可有一番作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过外交官，在龙州督办任内，对法国及安南的关系，亦颇了解，见识自远比那班旗人及视洋人为“夷狄”的师傅们，来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赏，所以常在溥仪面前荐贤。
在大婚以后四个月，溥仪第一次召见郑孝胥。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慷慨激昂，甚至泪下，一片“忠爱”之气，让溥仪大为感动。他的那套主张策动列强“共管”，来共同保护“大清天下”的理论，更使得溥仪怦然心动。因此在这一番倾谈之后，溥仪开了一个“祖宗”以来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郑孝胥为“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这才识得“老鼠”“蝗虫”的厉害，不敢再谈什么“辟”与“驱”了。相反，还来了个“文明”招数，每个星期天，召集下级官员座谈，虚怀若谷地愿纳忠言。
于是有个司员想出来狠毒的一着，替郑孝胥跟太监“拴对儿”。其时太监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还有一百多人，而且依旧对溥仪很有影响力。如果让太监们痛恨郑孝胥，早早晚晚说他的坏话，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宠。
“大人！”那司员站起身说道，“司官有个条陈，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头不断，甚至一天两三处，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寿，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开来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饽饽桌子’，还有水果。这笔花费很大。反正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样也很庄重。”
郑孝胥一听，这个主意好极！不但可以节省大笔经费，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气冲天——祭祀用的饽饽、“克食”，都是面粉做的，祭完归太监所有，吃不了拿来制酱，酱缸摆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晒得浊气上冲霄汉，人人掩鼻而过。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郑孝胥立即下令执行，而且还去嘉奖了那个司员。
这一来宫内的太监，无不将郑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断人财路，当心脑袋。同时，被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说：“你如敢到颐和园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监们玩的把戏，也知道那班生理残缺的人的特性是“专门在暗地里使坏，绝不敢明目张胆有所动作”，所以还是坦然骑马去上了任。当然，郑孝胥亦不致为恐吓信所遏阻。
于是，有个“高人”，想出来一记绝着，策动国会议员，酝酿提出议案，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极多极充分，但最要紧的只有一条，说复辟祸首的张勋，原为国民公敌，去世以后，居然由溥仪赐“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汉人郑孝胥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仍视汉人为“包衣”。
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尽管郑孝胥对溥仪的自称，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汉人管内务府，难逃蔑视汉族之嫌。这件事说起来确是很严重的。
报纸一登这个消息，引起了一连串揭发内务府黑幕的新闻，和攻击清室的议论。
首先被攻击的是溥仪的岳父荣源，被派为内务府大臣以后，由于他本应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担当了一个好差使，经手办理抵押贷款。
名为抵押贷款，但因只借不还，抵押品没收，所以实际上等于买卖，这里面就有很多好处了。荣源经手的这笔贷款，对手是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开的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册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宝、金册，以及其他金器、宝石、珍珠，总值超过借款好几倍。
第二个被攻击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罗振玉。此人剽窃攘夺他的儿女亲家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被称为“甲骨文专家”，实为搞钱的专家，特长是将书香化为铜臭。当了“天子近臣”以后，除了经常上条陈，以及“打小报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奋勇，清点故宫书画，逐件盖上“宣统御览之宝”。这一点搅得满城风雨，但事无佐证，不知真假，最后终于露了马脚，早成国宝的毛公鼎、散氏盘，只见著录，到底是什么样子，绝少人有此一见的眼福，但琉璃厂居然发现了这一鼎一盘的拓片。追究来源，便是罗振玉假公济私。
第三个是佟济煦，利用“内务府堂郎中”这个职位的方便，公然带了技师进宫，将宫中的藏画精品照相，用珂罗版印成画集，跟毛公鼎、散氏盘的拓片一样，卖得了极好的价钱。
第四个便是郑孝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居间促成了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内务府筹得了一笔正当收入。但结果是文渊阁所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在启运到上海时，为步军统领王怀庆根据内政部所颁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于是，载沣第二天“上门”，结结巴巴地表示，郑孝胥的办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都不满意，以后各事难办，关系甚大。
这是暗示应该撤换郑孝胥，而溥仪没有听懂。这一来，原来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于上闻。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说，再让郑孝胥这样胡闹，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没法子帮忙了。”
一听这话，溥仪开始着急，“怎么办呢？”他问。
“皇上圣明。” ↑返回顶部↑
同、光以来，诗坛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诗坛的领袖在名义上是陈宝琛，而实际上能各张一军、开宗立派的，江西是陈三立，福建是郑孝胥。
陈三立与郑孝胥同年不同榜，他们都是光绪八年的举人。其时“清流”的势力正盛，“翰林四谏”之二的陈宝琛与宗室宝廷，分别放了江西与福建的主考。陈宝琛在江西中了个得意门生，便是陈三立，他是江西义宁人。义宁在宋朝名为分宁，出了一个大诗人，便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八百年后又出了一个陈三立，直承山谷而为江西诗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宁，而且陈宝琛在清末的诗名，恰如北宋的苏东坡。师弟擅诗，后先辉映，并足千古。
宝廷跟郑孝胥的关系更不同了。郑孝胥是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视宝廷为恩师。可惜其时清流盛极而衰，宝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兹多口”，清流被祸不远，因而见机勇退。但方当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没有“告终养”那一套可以退隐林下的办法，只好采了个自劾的下策，于是而有一重艳传人口的风流公案。
原来其时由京师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条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换船，循富春江入闽。这些船不知缘何叫作“江山船”，船户一共九姓，据说是元末陈友谅部属的后裔。明太祖得了天下，为报复陈友谅的对抗，限制这九姓不得陆居，世世以操船为业，五百年来一直是受歧视的“贱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会浮起风光旖旎的感觉，因为船户亦是男主外，女主内，舱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为“桐严嫂”，桐是桐庐，严是严州，此富春江上的两州县，是江山船的大本营——数典忘祖，桐严谐音为同年，“桐严嫂”一变而为“同年嫂”了。
其中有个“同年嫂”，身材袅娜，皮肤极白，为这位满洲大名士的宝竹坡——宝廷惊为天人。其实她是个白麻子，不过宝竹坡是深度近视眼，只见其白，不见其麻，但觉雾里看花，风情万种，尤其是背着灯罗襦初解，真个是销魂。无奈欢娱日短，到得水口镇起旱时，不能携入闱中，只得订下后约，待试事已毕，仍是原船来接。到了杭州，索性换船不换人，纳此同年嫂为妾，双载北归。这是官常所不许的事，便有人想借题发挥，作为攻清流的借口。宝竹坡见机，借个名目上奏，却加了一个“自劾”的“附片”，说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两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买一妾，自请议处，结果革职。当时李慈铭作了一首律诗笑他，其中有一联“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传遐迩。
老师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郑孝胥四赴会试不第。他本是个功名之士，并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虚名。其时终南的捷径是走“洋务”这条路子。郑孝胥在光绪十七年，奉派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不久升为总领事，由东京、大阪而调至华侨最多的神户，直到甲午战起，方随公使下旗归国。
这时的郑孝胥，已是三品道员的身份了，一任广西龙州督办，升为监司，陈藩开臬，眼看将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义，清廷逊位。入民国后，郑孝胥也在上海做遗老，虽是举人出身，但乡榜既早，又以诗名盖世，所以杂在那班“中堂”“制军”之中，毫不逊色。他又写得一笔出入苏黄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头里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写字，写完为止。润格不低，收入可观，徜徉北里，征色选歌，日子过得很潇洒，也很舒服。
不过他毕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觉有满腹经纶，不甘寂寞，看军阀越来越不成话，而溥仪已及成年，应该可有一番作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过外交官，在龙州督办任内，对法国及安南的关系，亦颇了解，见识自远比那班旗人及视洋人为“夷狄”的师傅们，来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赏，所以常在溥仪面前荐贤。
在大婚以后四个月，溥仪第一次召见郑孝胥。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慷慨激昂，甚至泪下，一片“忠爱”之气，让溥仪大为感动。他的那套主张策动列强“共管”，来共同保护“大清天下”的理论，更使得溥仪怦然心动。因此在这一番倾谈之后，溥仪开了一个“祖宗”以来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郑孝胥为“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这才识得“老鼠”“蝗虫”的厉害，不敢再谈什么“辟”与“驱”了。相反，还来了个“文明”招数，每个星期天，召集下级官员座谈，虚怀若谷地愿纳忠言。
于是有个司员想出来狠毒的一着，替郑孝胥跟太监“拴对儿”。其时太监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还有一百多人，而且依旧对溥仪很有影响力。如果让太监们痛恨郑孝胥，早早晚晚说他的坏话，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宠。
“大人！”那司员站起身说道，“司官有个条陈，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头不断，甚至一天两三处，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寿，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开来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饽饽桌子’，还有水果。这笔花费很大。反正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样也很庄重。”
郑孝胥一听，这个主意好极！不但可以节省大笔经费，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气冲天——祭祀用的饽饽、“克食”，都是面粉做的，祭完归太监所有，吃不了拿来制酱，酱缸摆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晒得浊气上冲霄汉，人人掩鼻而过。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郑孝胥立即下令执行，而且还去嘉奖了那个司员。
这一来宫内的太监，无不将郑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断人财路，当心脑袋。同时，被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说：“你如敢到颐和园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监们玩的把戏，也知道那班生理残缺的人的特性是“专门在暗地里使坏，绝不敢明目张胆有所动作”，所以还是坦然骑马去上了任。当然，郑孝胥亦不致为恐吓信所遏阻。
于是，有个“高人”，想出来一记绝着，策动国会议员，酝酿提出议案，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极多极充分，但最要紧的只有一条，说复辟祸首的张勋，原为国民公敌，去世以后，居然由溥仪赐“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汉人郑孝胥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仍视汉人为“包衣”。
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尽管郑孝胥对溥仪的自称，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汉人管内务府，难逃蔑视汉族之嫌。这件事说起来确是很严重的。
报纸一登这个消息，引起了一连串揭发内务府黑幕的新闻，和攻击清室的议论。
首先被攻击的是溥仪的岳父荣源，被派为内务府大臣以后，由于他本应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担当了一个好差使，经手办理抵押贷款。
名为抵押贷款，但因只借不还，抵押品没收，所以实际上等于买卖，这里面就有很多好处了。荣源经手的这笔贷款，对手是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开的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册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宝、金册，以及其他金器、宝石、珍珠，总值超过借款好几倍。
第二个被攻击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罗振玉。此人剽窃攘夺他的儿女亲家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被称为“甲骨文专家”，实为搞钱的专家，特长是将书香化为铜臭。当了“天子近臣”以后，除了经常上条陈，以及“打小报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奋勇，清点故宫书画，逐件盖上“宣统御览之宝”。这一点搅得满城风雨，但事无佐证，不知真假，最后终于露了马脚，早成国宝的毛公鼎、散氏盘，只见著录，到底是什么样子，绝少人有此一见的眼福，但琉璃厂居然发现了这一鼎一盘的拓片。追究来源，便是罗振玉假公济私。
第三个是佟济煦，利用“内务府堂郎中”这个职位的方便，公然带了技师进宫，将宫中的藏画精品照相，用珂罗版印成画集，跟毛公鼎、散氏盘的拓片一样，卖得了极好的价钱。
第四个便是郑孝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居间促成了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内务府筹得了一笔正当收入。但结果是文渊阁所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在启运到上海时，为步军统领王怀庆根据内政部所颁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于是，载沣第二天“上门”，结结巴巴地表示，郑孝胥的办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都不满意，以后各事难办，关系甚大。
这是暗示应该撤换郑孝胥，而溥仪没有听懂。这一来，原来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于上闻。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说，再让郑孝胥这样胡闹，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没法子帮忙了。”
一听这话，溥仪开始着急，“怎么办呢？”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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