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7 / 22）
“托福。”太清春摆一摆手，“请坐，总有半年不见了吧？”
“是的。半年多了。”
“上个月听滇生说，定庵先生专心著述，足不出户，不知是什么大著作？”
“只是把天台、法相、华严诸宗高僧的文字，略加整理而已。”
“这是大功德，可敬、可敬！”太清春看着奕绘说，“能者无所不能。”
奕绘点点头问：“定庵的这六篇大作，你看了没有？”
“还只拜读了两篇。”太清春问道，“定庵先生，你那篇《病梅馆记》，想来是有感而发？”
她不等龚定庵答话，便转脸为奕绘介绍原文。这篇记只得三百字，大意是说：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孤山，都以梅著称。有人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斜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自然这是文人画士，心里有这样的意思，却不便公然定出这样一种规格，来判别天下之梅，更无法要求种梅的花农，砍去直条，删除密枝，因为那一来梅树会死，不死亦成病梅，影响收益。而且种梅的花农，亦没有这种眼光，来使得梅树符合曲、斜、疏的三个要求。
不过有人以文人画士心目中的想法，明告花农，砍除正枝，删削密处，除去直干，以致旁条斜出，蓓蕾尽夭，生气恹恹，方能售得重价。于是江浙的梅树，无一不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一至于此！
接下来龚定庵在“记”中说，他买梅花三百盆，没有一盆不病。为此哭了三天，立誓医梅，毁去花盆，皆种于地，解除捆缚梅枝的棕绳，顺其自然，以五年为期，一定要将病梅医好。
好在他自觉本非文人画士，尽管让他人笑他、骂他，不懂梅之如何为美，不妨辟“病梅馆”来收容病梅。
最后一段是愿望，也是感慨，以“呜呼”兴起，说是但愿多暇，又多闲田，广植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穷毕生的光阴来疗梅。
显然，这是以梅喻人，或者说以梅喻士。士风的萎靡，犹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别指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这“明诏大号”四字，皮里阳秋；而“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此人实在是罪魁祸首。
奕绘对道光十多年来士林风气的演变及原因，当然亦有所知，再经太清春特为指出，对龚定庵的含蓄之意，更为了解，当今道光皇帝乐于有一班恹恹无生气，可以随意曲折的读书人为之所用，但却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隐”者，显然就是去年殁在首辅任上的曹振镛，而凡是有拔士之责的学政、主考，则是那班“蠢蠢求钱”的花农。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说，“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总有十年啰！”
“是在成进士以前，怪不得结尾豪气凌云。”
这真是搔着了痒处，龚定庵这篇记，作于道光六年，正也就是会试不第，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的那一年。未赴春闱以前，龚定庵自忖不中则已，中则必入翰林，扶摇直上，不怕没有当主考、放学政的机会，那时衡文课士，要一洗寻章摘句、专在毫无用处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习，讲究真才实学，犹如疗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谁知事与愿违，到现在连房考官都不曾当过，所谓“穷毕生之光阴以疗梅”变成可笑的呓语了。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不少，也曾博得过许多赞誉，说他在短短三百字中，叙事精当，说理奥妙，寄托遥深，非大手笔莫办。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针砭士习颓靡，指出病根由来，如此深刻的，却只有太清春一个人。转念到此，觉得自己名满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却在侯门金闺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份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辞归时，犹自萦绕在心头。一个人策骑沿着太平湖岸，缓缓行去，几番回首，目断朱门，乱红片片，绮思恼人，索性停了下来，系马垂杨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乐》：
垂杨近远，玉鞚行来缓。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 驻鞭独自思唯，撩人历乱花飞。日暮春心怊怅，可能纫佩同归。
回来在灯下写出来一看，觉得“三里春风韦曲岸”写得太明显了。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原是汉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韦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称“韦曲”。曲江与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风杨柳，风景相似。然则“目断那人庭院”，是哪一个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结句的“可能纫佩同归”是由感激钦佩而生爱慕之心，终成非分之想，措辞未免太欠考虑了。这样想着，想把那首词撕掉，却又觉得废弃可惜，或者改一改还可以存下来。于是随手把词笺夹在书本中，留待以后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乡试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绩，谓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操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返回顶部↑
“是的。半年多了。”
“上个月听滇生说，定庵先生专心著述，足不出户，不知是什么大著作？”
“只是把天台、法相、华严诸宗高僧的文字，略加整理而已。”
“这是大功德，可敬、可敬！”太清春看着奕绘说，“能者无所不能。”
奕绘点点头问：“定庵的这六篇大作，你看了没有？”
“还只拜读了两篇。”太清春问道，“定庵先生，你那篇《病梅馆记》，想来是有感而发？”
她不等龚定庵答话，便转脸为奕绘介绍原文。这篇记只得三百字，大意是说：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孤山，都以梅著称。有人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斜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自然这是文人画士，心里有这样的意思，却不便公然定出这样一种规格，来判别天下之梅，更无法要求种梅的花农，砍去直条，删除密枝，因为那一来梅树会死，不死亦成病梅，影响收益。而且种梅的花农，亦没有这种眼光，来使得梅树符合曲、斜、疏的三个要求。
不过有人以文人画士心目中的想法，明告花农，砍除正枝，删削密处，除去直干，以致旁条斜出，蓓蕾尽夭，生气恹恹，方能售得重价。于是江浙的梅树，无一不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一至于此！
接下来龚定庵在“记”中说，他买梅花三百盆，没有一盆不病。为此哭了三天，立誓医梅，毁去花盆，皆种于地，解除捆缚梅枝的棕绳，顺其自然，以五年为期，一定要将病梅医好。
好在他自觉本非文人画士，尽管让他人笑他、骂他，不懂梅之如何为美，不妨辟“病梅馆”来收容病梅。
最后一段是愿望，也是感慨，以“呜呼”兴起，说是但愿多暇，又多闲田，广植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穷毕生的光阴来疗梅。
显然，这是以梅喻人，或者说以梅喻士。士风的萎靡，犹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别指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这“明诏大号”四字，皮里阳秋；而“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此人实在是罪魁祸首。
奕绘对道光十多年来士林风气的演变及原因，当然亦有所知，再经太清春特为指出，对龚定庵的含蓄之意，更为了解，当今道光皇帝乐于有一班恹恹无生气，可以随意曲折的读书人为之所用，但却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隐”者，显然就是去年殁在首辅任上的曹振镛，而凡是有拔士之责的学政、主考，则是那班“蠢蠢求钱”的花农。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说，“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总有十年啰！”
“是在成进士以前，怪不得结尾豪气凌云。”
这真是搔着了痒处，龚定庵这篇记，作于道光六年，正也就是会试不第，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的那一年。未赴春闱以前，龚定庵自忖不中则已，中则必入翰林，扶摇直上，不怕没有当主考、放学政的机会，那时衡文课士，要一洗寻章摘句、专在毫无用处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习，讲究真才实学，犹如疗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谁知事与愿违，到现在连房考官都不曾当过，所谓“穷毕生之光阴以疗梅”变成可笑的呓语了。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不少，也曾博得过许多赞誉，说他在短短三百字中，叙事精当，说理奥妙，寄托遥深，非大手笔莫办。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针砭士习颓靡，指出病根由来，如此深刻的，却只有太清春一个人。转念到此，觉得自己名满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却在侯门金闺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份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辞归时，犹自萦绕在心头。一个人策骑沿着太平湖岸，缓缓行去，几番回首，目断朱门，乱红片片，绮思恼人，索性停了下来，系马垂杨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乐》：
垂杨近远，玉鞚行来缓。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 驻鞭独自思唯，撩人历乱花飞。日暮春心怊怅，可能纫佩同归。
回来在灯下写出来一看，觉得“三里春风韦曲岸”写得太明显了。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原是汉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韦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称“韦曲”。曲江与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风杨柳，风景相似。然则“目断那人庭院”，是哪一个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结句的“可能纫佩同归”是由感激钦佩而生爱慕之心，终成非分之想，措辞未免太欠考虑了。这样想着，想把那首词撕掉，却又觉得废弃可惜，或者改一改还可以存下来。于是随手把词笺夹在书本中，留待以后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乡试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绩，谓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操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