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 25）
“这回不行了，我明天一早就得走。”龚定庵考虑了一会儿，暗地里做了个决定，起身说道，“明天中午，我请顾千里陪你去看房子。”
燕红有些困惑，房子是早已看好了的，也早就想迁居了，只为与龚定庵一见倾心，终身有托，因而当机立断，尽快移家。原是自己安排好了的已成之局，何用顾千里陪着去看房子，莫非顾千里说房子不好，自己就得打消原意？
她不知道龚定庵另有想法：他认为燕红既然表示“花间好住”，是为了守候他会试的捷报，那么她迁居的一切费用，便须他来筹措，说请顾千里陪她去看房子，实在是请顾千里来为他经纪其事。
回到自己船上，已是黎明时分。龚定庵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写了一封信，关照阿兴说：“你到顾老爷那里去一趟，说我有极要紧的事跟他商量，最好马上能来。”
顾千里也是待朋友很至诚的人，接到信息，即时便随着阿兴来践约。龚定庵将他昨夜与燕红会面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随即郑重请托。
“千里，我只知道她对那座房子很中意，其余的情形，房主是谁，她是买是赁，一概不知。我的意思，最好典下来。还有件事，恐怕要费你的心，请你设法借几百两银子给我，让燕红付房主作为定金。我在杭州等你的信，典价多少，我一起汇寄给你。”
“给你垫几百两银子，倒是小事。不过，”顾千里说，“燕红何以匆匆做此决定？她迁居以后，是算‘摘牌子’从良了呢？还是另构香巢？这些，先都要弄清楚。”
“我没有问她。”
“这就是你糊涂了。如果是前者，你当然义不容辞；倘或移居以后，仍旧开阁延宾，你想想，你替她出钱营香巢，算啥名堂？”
“她已经说过了，她迁居是为了等我。”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不过，内中恐怕还有不得已的缘故，等我去看了再说。”
“拜托，拜托。不过，千里，你说还有不得已的缘故，请问，那是什么？”
顾千里迟疑了一下，答说：“我是瞎猜的。你等我的信好了。”
回到杭州不久，龚定庵接到顾千里的信，道出了燕红急于迁居的一段内幕，原来从她急于择人而事的消息一传，毛遂自荐的人很不少，却无一能够入选，甚至有的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唯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做过一任道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杨二本人进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做的坏事，此人无一不做。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感，幸亏及时看出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马。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户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强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催问从良的条件。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感觉中，恰如绝处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伊人新居，清幽绝伦。”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道，“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一年之内如找补七百金，即作为买断。弟本已备妥全数，唯燕红坚谓伊稍有积蓄，只肯受二百金，作为借款。现已成券，涓吉乔迁。”
得此结果，龚定庵颇为欣慰，但有件事放不下心。燕红迁居，当然是脱籍而有了良家妇女的身份，但杨二既是无恶不作的武断乡曲，只怕对燕红还不肯放手。因此，他切切实实地写了一封信给顾千里，除了再三道谢以外，郑重以燕红相托，请他“保护”，勿使受杨二的骚扰。
这封信刚刚写好，又接到顾千里的第二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中有信，信面上写“璱人公子亲启”，下面是用胭脂画成的一只燕子，自然是燕红了。
信中自然亦是谈新居，对顾千里深表感激，连日忙着移家；只说定居以后，写字读诗，静等明年初春良晤；对于杨二，只字不提。这种心情，龚定庵当然能够了解，事成过去，如春梦之无痕，越快忘记越好，何必再提——她亦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顾千里已将她这段烦恼，向龚定庵和盘托出了。
于是又写了复燕红的信，向账房支了四百两银子，将阿兴唤了来吩咐，专程到苏州去投信，四百两银子一半还顾千里，一半给燕红过年。
“你到了燕红姑娘那里，悄悄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个姓杨的在纠缠骚扰？”龚定庵格外嘱咐，“要私下打听，不要著痕迹。”
“是。”阿兴问道，“要不要等回信？”
“要的。”龚定庵忽然想起一件事，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把信跟银子交了以后，不妨问一声：‘是不是有回信？’燕红姑娘一定会说：‘有的。’这时候你就说：‘最好信上能带一笔，问一问少奶奶好。’这话要说得很自然，作为你自己的意思。”
阿兴有些困惑，这话做下人的何可胡乱建议？不过主人如此吩咐，只好先答应下来再说。
正在书房中谈着，吉云来了。她是听老妈子说，阿兴要去苏州，又知道龚定庵在账房里支了四百两银子，特为来问个究竟。
“我在苏州摇了一场摊，输了几百两银子，跟顾千里借的。快过年了，人家等钱用，我不能不叫阿兴送去还他。”
吉云并不怀疑他在撒谎，只说：“那就索性到上海去一趟，晚两三天再走。”
“为什么呢？” ↑返回顶部↑
燕红有些困惑，房子是早已看好了的，也早就想迁居了，只为与龚定庵一见倾心，终身有托，因而当机立断，尽快移家。原是自己安排好了的已成之局，何用顾千里陪着去看房子，莫非顾千里说房子不好，自己就得打消原意？
她不知道龚定庵另有想法：他认为燕红既然表示“花间好住”，是为了守候他会试的捷报，那么她迁居的一切费用，便须他来筹措，说请顾千里陪她去看房子，实在是请顾千里来为他经纪其事。
回到自己船上，已是黎明时分。龚定庵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写了一封信，关照阿兴说：“你到顾老爷那里去一趟，说我有极要紧的事跟他商量，最好马上能来。”
顾千里也是待朋友很至诚的人，接到信息，即时便随着阿兴来践约。龚定庵将他昨夜与燕红会面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随即郑重请托。
“千里，我只知道她对那座房子很中意，其余的情形，房主是谁，她是买是赁，一概不知。我的意思，最好典下来。还有件事，恐怕要费你的心，请你设法借几百两银子给我，让燕红付房主作为定金。我在杭州等你的信，典价多少，我一起汇寄给你。”
“给你垫几百两银子，倒是小事。不过，”顾千里说，“燕红何以匆匆做此决定？她迁居以后，是算‘摘牌子’从良了呢？还是另构香巢？这些，先都要弄清楚。”
“我没有问她。”
“这就是你糊涂了。如果是前者，你当然义不容辞；倘或移居以后，仍旧开阁延宾，你想想，你替她出钱营香巢，算啥名堂？”
“她已经说过了，她迁居是为了等我。”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不过，内中恐怕还有不得已的缘故，等我去看了再说。”
“拜托，拜托。不过，千里，你说还有不得已的缘故，请问，那是什么？”
顾千里迟疑了一下，答说：“我是瞎猜的。你等我的信好了。”
回到杭州不久，龚定庵接到顾千里的信，道出了燕红急于迁居的一段内幕，原来从她急于择人而事的消息一传，毛遂自荐的人很不少，却无一能够入选，甚至有的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唯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做过一任道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杨二本人进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做的坏事，此人无一不做。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感，幸亏及时看出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马。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户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强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催问从良的条件。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感觉中，恰如绝处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伊人新居，清幽绝伦。”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道，“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一年之内如找补七百金，即作为买断。弟本已备妥全数，唯燕红坚谓伊稍有积蓄，只肯受二百金，作为借款。现已成券，涓吉乔迁。”
得此结果，龚定庵颇为欣慰，但有件事放不下心。燕红迁居，当然是脱籍而有了良家妇女的身份，但杨二既是无恶不作的武断乡曲，只怕对燕红还不肯放手。因此，他切切实实地写了一封信给顾千里，除了再三道谢以外，郑重以燕红相托，请他“保护”，勿使受杨二的骚扰。
这封信刚刚写好，又接到顾千里的第二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中有信，信面上写“璱人公子亲启”，下面是用胭脂画成的一只燕子，自然是燕红了。
信中自然亦是谈新居，对顾千里深表感激，连日忙着移家；只说定居以后，写字读诗，静等明年初春良晤；对于杨二，只字不提。这种心情，龚定庵当然能够了解，事成过去，如春梦之无痕，越快忘记越好，何必再提——她亦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顾千里已将她这段烦恼，向龚定庵和盘托出了。
于是又写了复燕红的信，向账房支了四百两银子，将阿兴唤了来吩咐，专程到苏州去投信，四百两银子一半还顾千里，一半给燕红过年。
“你到了燕红姑娘那里，悄悄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个姓杨的在纠缠骚扰？”龚定庵格外嘱咐，“要私下打听，不要著痕迹。”
“是。”阿兴问道，“要不要等回信？”
“要的。”龚定庵忽然想起一件事，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把信跟银子交了以后，不妨问一声：‘是不是有回信？’燕红姑娘一定会说：‘有的。’这时候你就说：‘最好信上能带一笔，问一问少奶奶好。’这话要说得很自然，作为你自己的意思。”
阿兴有些困惑，这话做下人的何可胡乱建议？不过主人如此吩咐，只好先答应下来再说。
正在书房中谈着，吉云来了。她是听老妈子说，阿兴要去苏州，又知道龚定庵在账房里支了四百两银子，特为来问个究竟。
“我在苏州摇了一场摊，输了几百两银子，跟顾千里借的。快过年了，人家等钱用，我不能不叫阿兴送去还他。”
吉云并不怀疑他在撒谎，只说：“那就索性到上海去一趟，晚两三天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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