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6 / 6）
这个声明当然是必要的，但无补于已成的败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复电表示，高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直隶省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绝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 ↑返回顶部↑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复电表示，高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直隶省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绝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