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2 / 5）
“不错，是好机会。”吴佩孚欣然接纳，“请你跟子武去商量、布置一切。”
子武是张其锽的号，他籍隶广西桂林，两榜出身，与谭延闿同年。吴佩孚与他在湖南相识，一见如故，约为异姓兄弟。如今是吴佩孚的秘书，一支健笔，善为凌厉之词，与饶汉祥的下笔即不免痛哭流涕，相映成趣。而幕僚的文字，亦正与他们府主的性情相合，有“黎菩萨”才会用饶汉祥，有吴佩孚的跋扈，才会欣赏张其锽的过甚其词。
于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内阁成立。阳历新年假期一过，便有吴佩孚将借外界问题倒阁的传说——当然，索饷三千万，梁士诒无以应付，派人到洛阳疏通，亦无效果，这是以后的话。
一月五日，出于张其锽手笔的吴佩孚的通电发表，一开头便是“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将一顶汉奸的尖帽子，硬套在梁士诒头上。
接下来铺陈梁士诒“卖国”的“事实”，说是“自鲁案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
所谓“华会”，是“华盛顿会议”的简称。此会由美国所发起，专为解决远东问题，被邀的有英、法、日、意、中、荷、葡、比，连东道主总计九国。徐世昌认为他一生的经历中，国际上从未有如此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因而命外交部部长颜惠庆设立参加“太平洋会议”的“筹备处”，广筹经费，各省皆曾资助。以张作霖最阔气，出手便是大洋十万。
从八月下旬开始筹备，先派大批办事员，接下来组织专门委员会、代表团秘书厅，聘请洋顾问，组成了一百三十二人的庞大代表团，提得起名字的外交人才，几乎一网打尽。但广州拒绝派代表参加，却有全国商教联合会推派的两名代表参加，一个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一个是北大教授蒋梦麟。他们算是民间的代表，负有监督官方代表的任务。
及至会议开始，讨论内容不符中国的理想，重点是在缩减军备，特别是海军舰只的限制，为美、英、法、意各国所最感兴趣；其次是关于远东问题的共同利害事项。至于中国所特感关切的山东问题及袁世凯遗毒的二十一条问题，各大国认为是中日之间的纠纷，不宜提出——而真正的症结是，美、英、法、意打算限制日本海军发展，不愿在中日间的问题上，刺激日本。加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及两名洋顾问拟成的书面文件有欠考虑，以致代表团内部还发生了意见。
不过，美、英操纵的这个会，由于中国代表团群情愤慨，有退出的可能，美、英两国唯恐决裂，想出一个调停的办法，会外开会，由中、日两国代表谈判，美、英各派代表两名列席，作为仲裁人。日本勉强同意，中国无可奈何，会外之会总算开成了。
从十二月一日起开会，开到第九天，讨论到山东问题的焦点——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由中德合办，久为日本所强占。中国提出的意见是，将此路的全部财产估价以后，分成两半，中国以一半的价款给日本，换句话说，日本取得德国的那一半，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哪知道日本方面表示，胶济铁路是花了三千万日元向德国买来的。日本要求合办此路；中国要完全收回主权，备款赎路。日本很勉强地同意，接下来便是讨价还价了。
钱从哪里来呢？日本代表说可以借日本银行的款子，而且希望是长期借款。既然借了日本钱，便须雇佣日本人，要求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都由日本推荐。而就在此时，国内发生政潮，靳云鹏垮台，梁士诒组阁。
日本一看有机可乘，便由驻北京的公使，以向梁士诒道贺为名，要求谒见。寒暄既毕，小幡单刀直入地提到胶济铁路，他说日本初次让步，愿此路由两国合办；第二次让步，愿意让中国收回，而由日本借款。如果借款条件，还要日本让步，实在没有道理。
梁士诒的答复是：胶济铁路决定借款自办，并由外交部于阳历除夕那天，发了个电报给施、顾、王三代表，电文中说：“小幡于二十九日访晤梁揆，切询胶济办法，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之。特达。”发文字号是：“京一○六号。”
谁知道这个“京一○六号”电，传到外界，竟多了一个字。字虽一个，关系极重，多的是一个日本的“日”字。“借款自办”变成“借日款自办”。吴佩孚的通电，便是在这句话上大做文章。紧接着“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后说：“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唯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泽，偕作后援！”
通电发于一月五日，所以称为“歌电”。梁士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电辩称，并未直接与小幡谈外交，亦未说借款限于日本。这是“虞电”。七虞、八庚，吴佩孚紧接着而来的“庚电”，攻击得更激烈，说“梁氏做贼心虚”，喊出“锄奸救国”的口号，等于公然要反叛了。
于是国务院用多种方式，声明并未许日使以借款。但事实虽明，流言不息。吴佩孚三发“青电”，四发“真电”，五发“删电”，词越穷而气益厉，到了一月十九，联络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大总统将梁士诒免职，同时调动湖北、洛阳、郑州的辖军，悄悄北上，预备以武力倒阁。
徐世昌见此光景，觉得惹不起直系，便将吴佩孚领衔，请免梁士诒职的电报，亲笔批了“交院”二字。这意思很明显了：“你自己瞧着办吧！我可没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诒这一气非同小可，带着原电去见徐世昌，要问个明白。
他说：“士诒不敏，累大总统操心。不过，今天的局面，个人进退无关紧要。如果大总统守住原则，只讲是非，不论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国脉尚不至于斫丧而尽，那时候我就挂冠，也很值得。士诒所以徘徊者，就是为此。”
徐世昌以为梁士诒不过恋栈，不道他是打着牺牲个人，换取整饬纪纲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吴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头，梁士诒可换，作为让步，但国体必须维护。那一来，大总统的威信既能维持，内外局势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么波谲云诡的风浪都经过，独独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并，默然无语。
见此光景，梁士诒自不需再多说什么，起身长揖：“士诒这就辞行了。”说完退出，一直回家，从此不到国务院了。
当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总得派人来慰问挽留一番。梁士诒辞意甚坚，但一辞则内阁立即改组，财、交两部措手不及，好些事无法料理清楚，移交会出大问题。同时，梁士诒组阁是张作霖所支持，而且阁员中陆军鲍贵卿、农商齐耀珊为奉公所推荐。如今求退，自然亦须先听张作霖的意见。因此，梁士诒改为请假，徐世昌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内阁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这时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关外，张作霖却相当持重，在梁士诒请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后，才发了个通电，话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并进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徐，尽法惩治”。最后赞扬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两句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要这样才“不致会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这巧宦便是暗指张志潭，亦是隐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诒，亦不能由张志潭为直系设计，推出人来组阁。倘或如此，“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显然的了。
电报是打给徐世昌的。徐世昌并无公开的答复，只在张景惠回沈阳时，赋予调停的使命。曹锟及他左右的所谓“保派”，亦多不愿跟张作霖决裂，因而派王承斌出关去疏通，甚至吴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释误会。一时干戈终将化为玉帛的展望，颇可乐观，甚至内阁改组，亦已确定，所须磋商的，只是去梁留叶，还是梁士诒、叶恭绰并去？
话虽如此，局势却似黄梅天密云不雨，沉闷不堪。原因是奉直双方，内部都有矛盾。张作霖在关外自然有绝对的影响力，无奈左右内外，能影响他的人太多。在内，“老哥儿”们主张持重，后一辈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后一辈又分成杨宇霆的士官派，与郭松龄的讲武堂派，前者为“老帅”智囊，后者为“青宫师保”，明争暗斗，各不相下。在外，张作霖极讨厌吴佩孚，而“我哥”曹锟是儿女亲家。此外，徐世昌的话不能不听，梁士诒的交情不能不顾，而与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约亦不能不重视。为此，和战进退之间，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内阁问题无法解决。
直系则“洛”“保”两派的距离越来越大。保派并无吴佩孚的雄心壮志，打起仗来既须支出军饷，又影响地方税收，同时打胜了助长吴佩孚的气焰，打败了一起跟着倒霉，是件很划不来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张决裂。
这双方的情势已经很复杂了，却不道徐世昌还有一套打算。他跟张作霖一样，对吴佩孚讨厌极了。但同时亦深感曹锟是一大威胁，意识上犹如光绪之于荣禄、袁世凯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并，能两败俱伤最好。由他以“北洋领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奉必胜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为得计。
因为如此，曹锟与徐世昌听说张作霖预备将当初应曹锟之邀派驻关内，由张景惠指挥的一师之混成旅撤回关外时，不约而同地特派专使，出关挽留。 ↑返回顶部↑
子武是张其锽的号，他籍隶广西桂林，两榜出身，与谭延闿同年。吴佩孚与他在湖南相识，一见如故，约为异姓兄弟。如今是吴佩孚的秘书，一支健笔，善为凌厉之词，与饶汉祥的下笔即不免痛哭流涕，相映成趣。而幕僚的文字，亦正与他们府主的性情相合，有“黎菩萨”才会用饶汉祥，有吴佩孚的跋扈，才会欣赏张其锽的过甚其词。
于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内阁成立。阳历新年假期一过，便有吴佩孚将借外界问题倒阁的传说——当然，索饷三千万，梁士诒无以应付，派人到洛阳疏通，亦无效果，这是以后的话。
一月五日，出于张其锽手笔的吴佩孚的通电发表，一开头便是“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将一顶汉奸的尖帽子，硬套在梁士诒头上。
接下来铺陈梁士诒“卖国”的“事实”，说是“自鲁案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
所谓“华会”，是“华盛顿会议”的简称。此会由美国所发起，专为解决远东问题，被邀的有英、法、日、意、中、荷、葡、比，连东道主总计九国。徐世昌认为他一生的经历中，国际上从未有如此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因而命外交部部长颜惠庆设立参加“太平洋会议”的“筹备处”，广筹经费，各省皆曾资助。以张作霖最阔气，出手便是大洋十万。
从八月下旬开始筹备，先派大批办事员，接下来组织专门委员会、代表团秘书厅，聘请洋顾问，组成了一百三十二人的庞大代表团，提得起名字的外交人才，几乎一网打尽。但广州拒绝派代表参加，却有全国商教联合会推派的两名代表参加，一个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一个是北大教授蒋梦麟。他们算是民间的代表，负有监督官方代表的任务。
及至会议开始，讨论内容不符中国的理想，重点是在缩减军备，特别是海军舰只的限制，为美、英、法、意各国所最感兴趣；其次是关于远东问题的共同利害事项。至于中国所特感关切的山东问题及袁世凯遗毒的二十一条问题，各大国认为是中日之间的纠纷，不宜提出——而真正的症结是，美、英、法、意打算限制日本海军发展，不愿在中日间的问题上，刺激日本。加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及两名洋顾问拟成的书面文件有欠考虑，以致代表团内部还发生了意见。
不过，美、英操纵的这个会，由于中国代表团群情愤慨，有退出的可能，美、英两国唯恐决裂，想出一个调停的办法，会外开会，由中、日两国代表谈判，美、英各派代表两名列席，作为仲裁人。日本勉强同意，中国无可奈何，会外之会总算开成了。
从十二月一日起开会，开到第九天，讨论到山东问题的焦点——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由中德合办，久为日本所强占。中国提出的意见是，将此路的全部财产估价以后，分成两半，中国以一半的价款给日本，换句话说，日本取得德国的那一半，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哪知道日本方面表示，胶济铁路是花了三千万日元向德国买来的。日本要求合办此路；中国要完全收回主权，备款赎路。日本很勉强地同意，接下来便是讨价还价了。
钱从哪里来呢？日本代表说可以借日本银行的款子，而且希望是长期借款。既然借了日本钱，便须雇佣日本人，要求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都由日本推荐。而就在此时，国内发生政潮，靳云鹏垮台，梁士诒组阁。
日本一看有机可乘，便由驻北京的公使，以向梁士诒道贺为名，要求谒见。寒暄既毕，小幡单刀直入地提到胶济铁路，他说日本初次让步，愿此路由两国合办；第二次让步，愿意让中国收回，而由日本借款。如果借款条件，还要日本让步，实在没有道理。
梁士诒的答复是：胶济铁路决定借款自办，并由外交部于阳历除夕那天，发了个电报给施、顾、王三代表，电文中说：“小幡于二十九日访晤梁揆，切询胶济办法，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之。特达。”发文字号是：“京一○六号。”
谁知道这个“京一○六号”电，传到外界，竟多了一个字。字虽一个，关系极重，多的是一个日本的“日”字。“借款自办”变成“借日款自办”。吴佩孚的通电，便是在这句话上大做文章。紧接着“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后说：“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唯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泽，偕作后援！”
通电发于一月五日，所以称为“歌电”。梁士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电辩称，并未直接与小幡谈外交，亦未说借款限于日本。这是“虞电”。七虞、八庚，吴佩孚紧接着而来的“庚电”，攻击得更激烈，说“梁氏做贼心虚”，喊出“锄奸救国”的口号，等于公然要反叛了。
于是国务院用多种方式，声明并未许日使以借款。但事实虽明，流言不息。吴佩孚三发“青电”，四发“真电”，五发“删电”，词越穷而气益厉，到了一月十九，联络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大总统将梁士诒免职，同时调动湖北、洛阳、郑州的辖军，悄悄北上，预备以武力倒阁。
徐世昌见此光景，觉得惹不起直系，便将吴佩孚领衔，请免梁士诒职的电报，亲笔批了“交院”二字。这意思很明显了：“你自己瞧着办吧！我可没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诒这一气非同小可，带着原电去见徐世昌，要问个明白。
他说：“士诒不敏，累大总统操心。不过，今天的局面，个人进退无关紧要。如果大总统守住原则，只讲是非，不论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国脉尚不至于斫丧而尽，那时候我就挂冠，也很值得。士诒所以徘徊者，就是为此。”
徐世昌以为梁士诒不过恋栈，不道他是打着牺牲个人，换取整饬纪纲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吴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头，梁士诒可换，作为让步，但国体必须维护。那一来，大总统的威信既能维持，内外局势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么波谲云诡的风浪都经过，独独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并，默然无语。
见此光景，梁士诒自不需再多说什么，起身长揖：“士诒这就辞行了。”说完退出，一直回家，从此不到国务院了。
当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总得派人来慰问挽留一番。梁士诒辞意甚坚，但一辞则内阁立即改组，财、交两部措手不及，好些事无法料理清楚，移交会出大问题。同时，梁士诒组阁是张作霖所支持，而且阁员中陆军鲍贵卿、农商齐耀珊为奉公所推荐。如今求退，自然亦须先听张作霖的意见。因此，梁士诒改为请假，徐世昌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内阁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这时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关外，张作霖却相当持重，在梁士诒请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后，才发了个通电，话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并进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徐，尽法惩治”。最后赞扬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两句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要这样才“不致会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这巧宦便是暗指张志潭，亦是隐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诒，亦不能由张志潭为直系设计，推出人来组阁。倘或如此，“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显然的了。
电报是打给徐世昌的。徐世昌并无公开的答复，只在张景惠回沈阳时，赋予调停的使命。曹锟及他左右的所谓“保派”，亦多不愿跟张作霖决裂，因而派王承斌出关去疏通，甚至吴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释误会。一时干戈终将化为玉帛的展望，颇可乐观，甚至内阁改组，亦已确定，所须磋商的，只是去梁留叶，还是梁士诒、叶恭绰并去？
话虽如此，局势却似黄梅天密云不雨，沉闷不堪。原因是奉直双方，内部都有矛盾。张作霖在关外自然有绝对的影响力，无奈左右内外，能影响他的人太多。在内，“老哥儿”们主张持重，后一辈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后一辈又分成杨宇霆的士官派，与郭松龄的讲武堂派，前者为“老帅”智囊，后者为“青宫师保”，明争暗斗，各不相下。在外，张作霖极讨厌吴佩孚，而“我哥”曹锟是儿女亲家。此外，徐世昌的话不能不听，梁士诒的交情不能不顾，而与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约亦不能不重视。为此，和战进退之间，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内阁问题无法解决。
直系则“洛”“保”两派的距离越来越大。保派并无吴佩孚的雄心壮志，打起仗来既须支出军饷，又影响地方税收，同时打胜了助长吴佩孚的气焰，打败了一起跟着倒霉，是件很划不来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张决裂。
这双方的情势已经很复杂了，却不道徐世昌还有一套打算。他跟张作霖一样，对吴佩孚讨厌极了。但同时亦深感曹锟是一大威胁，意识上犹如光绪之于荣禄、袁世凯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并，能两败俱伤最好。由他以“北洋领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奉必胜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为得计。
因为如此，曹锟与徐世昌听说张作霖预备将当初应曹锟之邀派驻关内，由张景惠指挥的一师之混成旅撤回关外时，不约而同地特派专使，出关挽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