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3 / 5）
也有人提议，不妨再向日本三家银行探探口气。曹汝霖听了只是摇头。“前债未清，免开尊口。”他说，“我有什么脸再向他们去谈借款？”
仰屋兴叹之余，又归咎到任凤苞。由任凤苞又牵出一个人，财政部次长潘复。部长李思浩是安福系健将，潘复却完全是靳云鹏捞钱的爪牙。
此人字馨航，与靳云鹏是小同乡，都是山东济宁人。他的父亲叫潘守廉，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在河南做过知县，笃信佛教，别署对凫居士，人如其名，“守”得一个“廉”字，相当正派。
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潘复却是个小人。他的资质本来不坏，笔下很来得，仪表尤其俊秀，看来是个金马玉堂的人物，无奈科举已停，只好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分发南京候补。当时藩司是潘守廉的同年陆钟琦，照看故人之子，邀他入幕，是很红的一个“文案委员”。
南京是全国候补道最多的地方，两江总督端方称之为“群‘道’如毛”，流品混杂，什么人物都有。潘复既是藩司面前的红人，自然是这些候补道结纳的对象，秦淮河畔，夜夜春宵。潘复貌如潘安，生性风流，着实享了些艳福。无如“姐儿爱俏”以外，还有“鸨儿爱钞”。潘复的束脩有限，为了筹措缠头之资，在他那些酒肉朋友设计之下，什么钱都要，品行就此搞坏了。
以后陆钟琦调升山西巡抚，潘复也跟着到了太原。武昌起义，山西响应。陆钟琦阖家殉难，做了大清朝最后的一个忠臣。潘复回到济宁，不知怎么结识了靳云鹏，臭味相投，合资办了一家鲁丰面粉公司。未几进京，在财政部当科员，浮沉下僚，很不得志。
靳云鹏却慢慢得意了。潘复刻意逢迎，竟成了靳云鹏的心腹。奉军中山东人很多，潘复为他拉拢中下级军官，以及在京里的一班小政客。靳云鹏之能脱颖而出，得力于张作霖、曹锟的力保。而张、曹认为靳云鹏不坏，自然也得力于潘复为他制造的口碑。为了酬谢起见，靳云鹏未经李思浩同意，便发表了潘复为财政部次长。明令见报之日，政要相顾愕然，不知这名不见经传的潘复是何许人。
李思浩任财政多年，自然晓得他的出身，认为靳云鹏做事太离谱，恃有安福系的后台，据理力争，拒绝潘复到部，事情成了僵局。
于是靳云鹏找人出来调停，由潘复请假二十天，李思浩派一个姓钱的代理，然后由靳云鹏发表姓钱的为烟酒署长，潘复方能到任。
一当了次长，场面自然阔了，每夜在家宴客。北京的规矩，“条子”可以叫到家来，所以潘公馆莺莺燕燕，比八大胡同的“小班”还要热闹。酒食征逐之余，继以通宵豪赌，但潘复自己却不入局，只是拥妓作壁上观。
任凤苞便是此时为潘复所勾结，将交通银行所存的准备金，一千万日元借了给财政部。大部分发了军饷，包括徐树铮所练的边防军在内，李思浩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发军饷之中，却大有花样。军阀吃了空缺，自然要分润各方面，潘复则进一步讲条件，照领据打七折或八折实发，便有两成到三成的好处。一部分孝敬靳云鹏，一部分作为应酬费，一部分便入潘复私囊。当然，任凤苞如果没有好处，岂肯担此风险？谣传任凤苞买了曾为吴梅村所歌咏的、铁狮子胡同明朝田皇亲的住宅，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肉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穴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岂有此理。因此，明眼人，哪怕是受了“五四”宣传的影响，骂曹汝霖“卖国”的人，亦都知道，这是邵飘萍挟嫌报复，而煽动他人为他去做打手，陷人入罪，其心尤为可诛。
因此，曹汝霖仅是生气，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不过，两行挤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汝霖先还期望内阁无论如何会有办法拿出来，及至听到与直系往来密切的王克敏告诉他的一个内幕消息，不能不死心了。
王克敏所带来的内幕消息是：安福系正在倒阁。
事起于直、皖两系的不和，已发展为表面化。当挤兑风潮正开始时，冯国璋一病而亡，得病的原因是抑郁，他放弃了刮地皮带做生意，一年可以收入两百万的江苏督军，来当空头的大总统，受尽了段祺瑞、徐树铮的气，原指望着代理期满，还可以正式当选连任一次。但先是因为财权在段系手里，他们可以用“参战神秘费”的名义，每月列支十四万元，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冯国璋却无法提用任何公款来组党，以致在国会方面，一无凭借。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大破悭囊，加上长江三督的报效，共凑了两百万元，交王克敏去“运用”，却是为时已晚，“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段祺瑞硬逼下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当徐世昌的副总统，却又因梁士诒的反对，以及徐世昌的不愿开罪段祺瑞而成画饼。
冯国璋一死，曹锟便成了直系的首领，于是久戍衡阳，与西南已通款曲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同属下三混成旅旅长，联名电请曹锟转呈当道，要求撤防北归。皖系得到秘密消息，吴佩孚已收受了西南所送的“开拔费”，总计毫洋六十万元，先送半数，到开拔时再送半数。事既如此，吴佩孚撤防已势在必行。但这一来，对皖系大为不利，因而压迫靳云鹏更换河南督军赵倜，代以段祺瑞的至亲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河南这个地盘在手里，可以阻遏西南方面进军。
但是，徐世昌只同意任命安福系的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拒绝了吴光新的新任命。因为赵倜是比较中立的，跟阎锡山一样，只求保持自己的地盘，可以成为南北之间军事方面的缓冲者。如果一换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湖北就处在夹缝中了。因为吴佩孚自衡阳撤防，仍处湘南，一向受两广支持的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必然麾军北上，接收第三师的防区，湖南督军张敬尧必非敌手。这一来南北隔着湖北而成为对峙之势，吴光新如借道湖北攻湘，就会替河南带来战祸。
徐世昌虽是天津人，却久居卫辉，在那里有住宅、有田产，且在苏门山中筑有避暑的别墅，所以已视河南为故乡，自然不愿桑梓蒙受战火，所以坚拒更换豫督的任命。 ↑返回顶部↑
仰屋兴叹之余，又归咎到任凤苞。由任凤苞又牵出一个人，财政部次长潘复。部长李思浩是安福系健将，潘复却完全是靳云鹏捞钱的爪牙。
此人字馨航，与靳云鹏是小同乡，都是山东济宁人。他的父亲叫潘守廉，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在河南做过知县，笃信佛教，别署对凫居士，人如其名，“守”得一个“廉”字，相当正派。
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潘复却是个小人。他的资质本来不坏，笔下很来得，仪表尤其俊秀，看来是个金马玉堂的人物，无奈科举已停，只好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分发南京候补。当时藩司是潘守廉的同年陆钟琦，照看故人之子，邀他入幕，是很红的一个“文案委员”。
南京是全国候补道最多的地方，两江总督端方称之为“群‘道’如毛”，流品混杂，什么人物都有。潘复既是藩司面前的红人，自然是这些候补道结纳的对象，秦淮河畔，夜夜春宵。潘复貌如潘安，生性风流，着实享了些艳福。无如“姐儿爱俏”以外，还有“鸨儿爱钞”。潘复的束脩有限，为了筹措缠头之资，在他那些酒肉朋友设计之下，什么钱都要，品行就此搞坏了。
以后陆钟琦调升山西巡抚，潘复也跟着到了太原。武昌起义，山西响应。陆钟琦阖家殉难，做了大清朝最后的一个忠臣。潘复回到济宁，不知怎么结识了靳云鹏，臭味相投，合资办了一家鲁丰面粉公司。未几进京，在财政部当科员，浮沉下僚，很不得志。
靳云鹏却慢慢得意了。潘复刻意逢迎，竟成了靳云鹏的心腹。奉军中山东人很多，潘复为他拉拢中下级军官，以及在京里的一班小政客。靳云鹏之能脱颖而出，得力于张作霖、曹锟的力保。而张、曹认为靳云鹏不坏，自然也得力于潘复为他制造的口碑。为了酬谢起见，靳云鹏未经李思浩同意，便发表了潘复为财政部次长。明令见报之日，政要相顾愕然，不知这名不见经传的潘复是何许人。
李思浩任财政多年，自然晓得他的出身，认为靳云鹏做事太离谱，恃有安福系的后台，据理力争，拒绝潘复到部，事情成了僵局。
于是靳云鹏找人出来调停，由潘复请假二十天，李思浩派一个姓钱的代理，然后由靳云鹏发表姓钱的为烟酒署长，潘复方能到任。
一当了次长，场面自然阔了，每夜在家宴客。北京的规矩，“条子”可以叫到家来，所以潘公馆莺莺燕燕，比八大胡同的“小班”还要热闹。酒食征逐之余，继以通宵豪赌，但潘复自己却不入局，只是拥妓作壁上观。
任凤苞便是此时为潘复所勾结，将交通银行所存的准备金，一千万日元借了给财政部。大部分发了军饷，包括徐树铮所练的边防军在内，李思浩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发军饷之中，却大有花样。军阀吃了空缺，自然要分润各方面，潘复则进一步讲条件，照领据打七折或八折实发，便有两成到三成的好处。一部分孝敬靳云鹏，一部分作为应酬费，一部分便入潘复私囊。当然，任凤苞如果没有好处，岂肯担此风险？谣传任凤苞买了曾为吴梅村所歌咏的、铁狮子胡同明朝田皇亲的住宅，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肉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穴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岂有此理。因此，明眼人，哪怕是受了“五四”宣传的影响，骂曹汝霖“卖国”的人，亦都知道，这是邵飘萍挟嫌报复，而煽动他人为他去做打手，陷人入罪，其心尤为可诛。
因此，曹汝霖仅是生气，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不过，两行挤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汝霖先还期望内阁无论如何会有办法拿出来，及至听到与直系往来密切的王克敏告诉他的一个内幕消息，不能不死心了。
王克敏所带来的内幕消息是：安福系正在倒阁。
事起于直、皖两系的不和，已发展为表面化。当挤兑风潮正开始时，冯国璋一病而亡，得病的原因是抑郁，他放弃了刮地皮带做生意，一年可以收入两百万的江苏督军，来当空头的大总统，受尽了段祺瑞、徐树铮的气，原指望着代理期满，还可以正式当选连任一次。但先是因为财权在段系手里，他们可以用“参战神秘费”的名义，每月列支十四万元，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冯国璋却无法提用任何公款来组党，以致在国会方面，一无凭借。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大破悭囊，加上长江三督的报效，共凑了两百万元，交王克敏去“运用”，却是为时已晚，“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段祺瑞硬逼下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当徐世昌的副总统，却又因梁士诒的反对，以及徐世昌的不愿开罪段祺瑞而成画饼。
冯国璋一死，曹锟便成了直系的首领，于是久戍衡阳，与西南已通款曲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同属下三混成旅旅长，联名电请曹锟转呈当道，要求撤防北归。皖系得到秘密消息，吴佩孚已收受了西南所送的“开拔费”，总计毫洋六十万元，先送半数，到开拔时再送半数。事既如此，吴佩孚撤防已势在必行。但这一来，对皖系大为不利，因而压迫靳云鹏更换河南督军赵倜，代以段祺瑞的至亲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河南这个地盘在手里，可以阻遏西南方面进军。
但是，徐世昌只同意任命安福系的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拒绝了吴光新的新任命。因为赵倜是比较中立的，跟阎锡山一样，只求保持自己的地盘，可以成为南北之间军事方面的缓冲者。如果一换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湖北就处在夹缝中了。因为吴佩孚自衡阳撤防，仍处湘南，一向受两广支持的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必然麾军北上，接收第三师的防区，湖南督军张敬尧必非敌手。这一来南北隔着湖北而成为对峙之势，吴光新如借道湖北攻湘，就会替河南带来战祸。
徐世昌虽是天津人，却久居卫辉，在那里有住宅、有田产，且在苏门山中筑有避暑的别墅，所以已视河南为故乡，自然不愿桑梓蒙受战火，所以坚拒更换豫督的任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