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4 / 5）
于是吴炳湘跟丁士源商量，先将曹家送到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是早就先送日本同仁医院了，据说全身受伤五十六处。曹汝霖特为去探了病，回到六国饭店，随即来了一连串的访客。
第一个是教育部长傅增湘，他在前清当过直隶提学使，曹汝霖跟他是老朋友，接受了他的慰问。
对第二个访客就不大客气了。这个访客是公府秘书长吴笈孙，据说他在外“放空气”，指曹汝霖跟日本在接头，准备拥段倒徐，这一次章宗祥就是为这件事回国来的。曹汝霖先不信这种谣言，以后打听到吴笈孙在半壁街的寓所中，每天都有集会专门商议如何对付段祺瑞。他才知道吴笈孙居心确实可鄙，因而对他大为不满。
“府上烧得怎么样？”吴笈孙问。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吴笈孙没有勇气再说别的话，曹汝霖亦有意让他“坐冰桶”，默然相对，这是不下逐客令之逐客。吴笈孙告辞时，主人自觉身在难中，礼节疏略，理所当然，竟连送都不送。客人尚未出套房，他已回身向里了。
吴笈孙一回去，对曹汝霖当然没有好话。照中国人的礼貌，人家来慰问，总是好意，应当很恭敬地招待，何况吴笈孙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是“钦使”的身份。纵不说照前清的规矩，曹汝霖应率领阖家男丁，在大门外跪接钦使，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亦不应如此傲慢无礼。因此，徐世昌认为曹汝霖的敌意很深，拥段倒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
这一下，凡有任何不利于曹汝霖的建议，就很容易见听了。其时“五四”风潮，迅即蔓延各地，在上海尤为激烈。吴笈孙就劝徐世昌，顺应上海、北京学生代表的要求，先撤换对日外交的主要人员，但处分驻外使节，会令驻在国大感难堪，因此章宗祥暂保无事，曹汝霖与陆宗舆，不妨作为牺牲。
但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另有一套安排，先关照吴炳湘派人将曹汝霖的父亲，送到天津。接着将曹汝霖全家安置在西苑北海的“团城”，名为保护，实际隔绝。结果是，吴笈孙向报界私下表示，曹汝霖与陆宗舆已提出辞呈，实际上是想“放空气”暗示曹汝霖，该引咎辞职了。
曹汝霖倒确有此意，但段祺瑞不赞成。他亲自到团城去看曹汝霖，说这趟学生暴动，目的是对付他，不想竟伤了曹汝霖与章宗祥，深感抱歉。
“总理亦不必介意，总之是我自己对立身处世，不甚了了。经过这一番刺激，荣辱得失，我亦看开了。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把辞呈送了出去。”
“你不要辞，万不可辞。”段祺瑞说，“我倒要看看，东海究竟有多少力量。”
曹汝霖便照他的意思，决定不辞。此时“五四”事件，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青年学生积愤于军阀的祸国殃民，发出各种救国的呼吁。当然最尖锐的问题是，警方逮捕了二十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尽快释放。但内阁为了维持威信，始终不肯作任何让步，反而提出解散北京大学的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而且为此辞职。
不过，有一步棋是徐世昌走对了，利用当前的情势，秘密活动外交团，建议他们的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火的协定。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共计有十二个国家参加此项禁运协定，直到中国统一，才会解禁。
统一需要南北议和，但双方立场本来就有距离；适逢其会地由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难局，以及风起云涌的用罢课罢市等等激烈手段，作为对北洋军阀抗议而造成的混乱，越发拉长了彼此的距离，南北和议终于破裂了。
和议破裂并不表示徐世昌的政策失败，但对段系却等于一种鼓励，谈和谈不成，又有越演越烈的学生风潮，政局岂不是又该有所变动？这一回的主谋，除了徐树铮，还有丁士源，他本来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局长，最近又兼了京汉路，利用两局的公款，作为初步活动的资本。
第二步是由徐树铮利用“筹边”的名义募集巨款——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迟早要取消。徐树铮跟段祺瑞商量，先就有了一着棋，向徐世昌提了一个“西北筹边条陈”，这是从左宗棠而起的壮图，徐世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在四月间明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负责执行他自己所提出的筹边办法。
办法中第一条是修建铁路。徐树铮认为最急要的一条路线是从归绥到恰克图，全长两千余里。筑路工程费每里以两万元计算，共需五千万元，钱从何来？
唯一的办法是发行公债。徐树铮建议发行“边业公债”五千万元。所谓“边业”就是开发西北的矿产、畜牧等等事业，作为这一批公债的担保。想法不错，问题是五千万的公债由谁来买？徐树铮便又想了一个办法，这批公债不必先卖，拿来抵押两三百万元。另外设一家“边业银行”，招募商股三四百万，合计以六百万元为目标。以六百万为准备金，起码可以发行一千两百万元的钞票，拿来举办各种“边业”，着手修路。路工一开，信用建立，再赎回公债，公开发行，国内外一定抢着购买。他说这叫作“步步为营之策”。
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步如何跨开？当然，这也早就在顾虑之中，而且有了解决办法。由丁士源跟日本财阀之一的大仓喜八郎接头，拿边业公债押给他，只需付一小部分现款，大部分以军火作价抵付。大仓喜八郎是靠明治时代日本的内战“西南战争”，及日俄战争起家的大军火商。丁士源跟他很熟，一谈就成功。
这批军火拿来作何用处？徐树铮的计划先占据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以武力沿长江南下，王占元可以利诱，陈光远可以威胁；只剩李纯一个人，如果不肯就范，索性就以武力解决了他，或者策动他的部下如齐燮元，造成一次肘腋之变，取而代之。
以半壁街吴笈孙住宅为中心的“东海系”，一看形势险恶，国会又操纵在安福系手中，倘或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动摇根本，只怕徐世昌连大总统都做不下去，因此，决定委曲求全。
于是徐世昌连下两次命令，责成警察总监，制止风潮，维护治安，并将被捕学生移送法庭讯办。这一来，舆论越发大哗，学潮亦极激烈，教育部长傅增湘避往西山，请求另简贤能，接掌部务。北大校长蔡元培留书辞职，径自出京南下，回绍兴原籍。接着北京各校罢课，十三名专科学校校长与内阁总理钱能训谈判并无结果，全体引咎辞职。众望所归的徐世昌，搞成这样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实在也是始料所不及。
但是，此人深谙黄老之学，阴柔的功夫到了家，居然好整以暇，一叶扁舟，飘渡北海，登上团城去探望曹汝霖。
这是曹汝霖毁家后，与徐世昌第一次见面。但徐世昌既不谈政事，亦不提火烧赵家楼那段不愉快的回忆，只问问他的起居，谈些闲话。看看天色将暮，起身告辞。
曹汝霖自然要送他登舟，一路下来，先到玉佛殿。徐世昌站住了脚，大谈掌故，说玉佛是乾隆年间，暹罗所进贡；看到数十株栝树，他说此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才有，团城特别多，不知何故。
一面谈，一面走，到得船埠，徐世昌站住脚又说：“我留一条小船在这里，你没有事，可以坐船去逛逛。北海的鱼很多，垂钓亦可消遣。”
“是！”曹汝霖只好称谢，“多谢大总统。”
“你带书来了没有？”
“没有。” ↑返回顶部↑
第一个是教育部长傅增湘，他在前清当过直隶提学使，曹汝霖跟他是老朋友，接受了他的慰问。
对第二个访客就不大客气了。这个访客是公府秘书长吴笈孙，据说他在外“放空气”，指曹汝霖跟日本在接头，准备拥段倒徐，这一次章宗祥就是为这件事回国来的。曹汝霖先不信这种谣言，以后打听到吴笈孙在半壁街的寓所中，每天都有集会专门商议如何对付段祺瑞。他才知道吴笈孙居心确实可鄙，因而对他大为不满。
“府上烧得怎么样？”吴笈孙问。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吴笈孙没有勇气再说别的话，曹汝霖亦有意让他“坐冰桶”，默然相对，这是不下逐客令之逐客。吴笈孙告辞时，主人自觉身在难中，礼节疏略，理所当然，竟连送都不送。客人尚未出套房，他已回身向里了。
吴笈孙一回去，对曹汝霖当然没有好话。照中国人的礼貌，人家来慰问，总是好意，应当很恭敬地招待，何况吴笈孙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是“钦使”的身份。纵不说照前清的规矩，曹汝霖应率领阖家男丁，在大门外跪接钦使，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亦不应如此傲慢无礼。因此，徐世昌认为曹汝霖的敌意很深，拥段倒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
这一下，凡有任何不利于曹汝霖的建议，就很容易见听了。其时“五四”风潮，迅即蔓延各地，在上海尤为激烈。吴笈孙就劝徐世昌，顺应上海、北京学生代表的要求，先撤换对日外交的主要人员，但处分驻外使节，会令驻在国大感难堪，因此章宗祥暂保无事，曹汝霖与陆宗舆，不妨作为牺牲。
但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另有一套安排，先关照吴炳湘派人将曹汝霖的父亲，送到天津。接着将曹汝霖全家安置在西苑北海的“团城”，名为保护，实际隔绝。结果是，吴笈孙向报界私下表示，曹汝霖与陆宗舆已提出辞呈，实际上是想“放空气”暗示曹汝霖，该引咎辞职了。
曹汝霖倒确有此意，但段祺瑞不赞成。他亲自到团城去看曹汝霖，说这趟学生暴动，目的是对付他，不想竟伤了曹汝霖与章宗祥，深感抱歉。
“总理亦不必介意，总之是我自己对立身处世，不甚了了。经过这一番刺激，荣辱得失，我亦看开了。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把辞呈送了出去。”
“你不要辞，万不可辞。”段祺瑞说，“我倒要看看，东海究竟有多少力量。”
曹汝霖便照他的意思，决定不辞。此时“五四”事件，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青年学生积愤于军阀的祸国殃民，发出各种救国的呼吁。当然最尖锐的问题是，警方逮捕了二十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尽快释放。但内阁为了维持威信，始终不肯作任何让步，反而提出解散北京大学的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而且为此辞职。
不过，有一步棋是徐世昌走对了，利用当前的情势，秘密活动外交团，建议他们的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火的协定。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共计有十二个国家参加此项禁运协定，直到中国统一，才会解禁。
统一需要南北议和，但双方立场本来就有距离；适逢其会地由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难局，以及风起云涌的用罢课罢市等等激烈手段，作为对北洋军阀抗议而造成的混乱，越发拉长了彼此的距离，南北和议终于破裂了。
和议破裂并不表示徐世昌的政策失败，但对段系却等于一种鼓励，谈和谈不成，又有越演越烈的学生风潮，政局岂不是又该有所变动？这一回的主谋，除了徐树铮，还有丁士源，他本来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局长，最近又兼了京汉路，利用两局的公款，作为初步活动的资本。
第二步是由徐树铮利用“筹边”的名义募集巨款——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迟早要取消。徐树铮跟段祺瑞商量，先就有了一着棋，向徐世昌提了一个“西北筹边条陈”，这是从左宗棠而起的壮图，徐世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在四月间明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负责执行他自己所提出的筹边办法。
办法中第一条是修建铁路。徐树铮认为最急要的一条路线是从归绥到恰克图，全长两千余里。筑路工程费每里以两万元计算，共需五千万元，钱从何来？
唯一的办法是发行公债。徐树铮建议发行“边业公债”五千万元。所谓“边业”就是开发西北的矿产、畜牧等等事业，作为这一批公债的担保。想法不错，问题是五千万的公债由谁来买？徐树铮便又想了一个办法，这批公债不必先卖，拿来抵押两三百万元。另外设一家“边业银行”，招募商股三四百万，合计以六百万元为目标。以六百万为准备金，起码可以发行一千两百万元的钞票，拿来举办各种“边业”，着手修路。路工一开，信用建立，再赎回公债，公开发行，国内外一定抢着购买。他说这叫作“步步为营之策”。
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步如何跨开？当然，这也早就在顾虑之中，而且有了解决办法。由丁士源跟日本财阀之一的大仓喜八郎接头，拿边业公债押给他，只需付一小部分现款，大部分以军火作价抵付。大仓喜八郎是靠明治时代日本的内战“西南战争”，及日俄战争起家的大军火商。丁士源跟他很熟，一谈就成功。
这批军火拿来作何用处？徐树铮的计划先占据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以武力沿长江南下，王占元可以利诱，陈光远可以威胁；只剩李纯一个人，如果不肯就范，索性就以武力解决了他，或者策动他的部下如齐燮元，造成一次肘腋之变，取而代之。
以半壁街吴笈孙住宅为中心的“东海系”，一看形势险恶，国会又操纵在安福系手中，倘或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动摇根本，只怕徐世昌连大总统都做不下去，因此，决定委曲求全。
于是徐世昌连下两次命令，责成警察总监，制止风潮，维护治安，并将被捕学生移送法庭讯办。这一来，舆论越发大哗，学潮亦极激烈，教育部长傅增湘避往西山，请求另简贤能，接掌部务。北大校长蔡元培留书辞职，径自出京南下，回绍兴原籍。接着北京各校罢课，十三名专科学校校长与内阁总理钱能训谈判并无结果，全体引咎辞职。众望所归的徐世昌，搞成这样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实在也是始料所不及。
但是，此人深谙黄老之学，阴柔的功夫到了家，居然好整以暇，一叶扁舟，飘渡北海，登上团城去探望曹汝霖。
这是曹汝霖毁家后，与徐世昌第一次见面。但徐世昌既不谈政事，亦不提火烧赵家楼那段不愉快的回忆，只问问他的起居，谈些闲话。看看天色将暮，起身告辞。
曹汝霖自然要送他登舟，一路下来，先到玉佛殿。徐世昌站住了脚，大谈掌故，说玉佛是乾隆年间，暹罗所进贡；看到数十株栝树，他说此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才有，团城特别多，不知何故。
一面谈，一面走，到得船埠，徐世昌站住脚又说：“我留一条小船在这里，你没有事，可以坐船去逛逛。北海的鱼很多，垂钓亦可消遣。”
“是！”曹汝霖只好称谢，“多谢大总统。”
“你带书来了没有？”
“没有。” ↑返回顶部↑